中国人爱看热闹，在这个世界上不数第一，也是名列前茅的民族。

我记得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圣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里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两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扬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扬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扬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汽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而生活在中国京城里的人，好热闹，看热闹，与俄国人有所不同，侧重在一个“闹”字上，“热”是心态，“闹”是形态，身和心的全部投入，那才叫真热闹。就看每年春节，从初一到十五，厂甸庙会的人山人海，把琉璃厂塞得一个水泄不通，买的年货如糖葫芦、风车，必须高高举过人头，方可得保不被挤碎挤坏，便可知道北京人这种有事没事，连推带挤，身体力行，爱看热闹，痛苦并快乐着的强烈冲动了。

于是，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写过的一篇杂文，题目曰“推”，就是描写中国人，如何在看热闹的你推我挤的过程中，得到“好白相来希”的快乐。看热闹，是中国人的一种有趣性格，当然更是北京人一种不肯消停，不肯安生，不肯罢休，有热便闹的可爱性格。看来，中国人好这一口，北京人尤其好这一口。在这个首善之区，哪怕是两条狗打架，两辆车剐蹭，两个小贩争吵，两个流氓动手，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看热闹，起哄架秧子，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当年清逊帝大婚，这天大的喜事，使得整个北京城处于亢奋过度的状态之中，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公元1922年11月初，当时这个城市，还叫着北京。有关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要和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名叫婉容的女儿和额尔德特氏端恭家的名叫文绣的女儿大婚，一封为“后”，一封为“妃”，举办婚庆大典的消息，对京城百姓来说，那可是闻所未闻的热闹。小朝廷专门成立了一个大婚筹备处，向外界定期发布信息，迎亲的日子经择吉、御准，刚禀报三位太妃，还未来得及公示，便不胫而走，满城尽知。

大概人们是这样琢磨的，娶媳妇是常事，但皇帝娶媳妇，百年不一遇；谁知中国将来还会不会再有皇帝？如果真的永远共和下去，这回错过，也许再难碰到。于是，街头巷尾，胡同旮旯，无不谈论这桩婚姻；茶楼酒肆，戏院商铺，莫不期待这场喜事，竟烘托出这个冬月小阳春的十分明媚来。

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记载，他的婚礼，全部仪程要进行五天，隆重，红火，庄严，堂皇，这对没热闹要找热闹，有热闹要瞧热闹的京城小市民来说，他们甚至比那个马上要娶媳妇的十七岁的溥仪，还要起劲儿，还要沉不住气。

其实溥仪对结婚这件事，压根儿不感兴趣。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我的前半生》）

我曾经到过长春的伪皇宫，那个狭小的院子，当然与那宏敞宽阔的北京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室内的一切，尤其触目所见的墙布、灯饰、地毯、坐垫、幔帐、纹幛、旗帜、旒带……无不给人一种压抑感，晦暗感，神秘感，阴沉感，恐怕还一脉相承着原来清宫传统的装饰布置。所谓皇室的那种地方，老实说，确乎不适宜于活人生存，而更适合于死人居住。所以，十七岁那年的溥仪，尽管他有同性恋倾向，但他还年轻，还未完全萎靡，于是，来不及地逃出那间化开的红蜡似的新房，显然是被过甚的堂皇，所形成的死气沉沉而吓跑的。

然而，婚礼按照策划，在热烈的进行中，这五天的活动，是这样安排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巳刻，淑妃（即文绣）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即婉容）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我的前半生》）

这次皇帝娶媳妇，对京城而言，空前是说不上的，但绝后，则是肯定的。所以，比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弄得遗臭万年；比民国六年张辫帅复辟，率师进京，落个灰头土脸，绝对是一次充满怀旧意味的宫廷盛典。鲁迅笔下那从胡同里懒洋洋地踱来，插上一张五色旗的国民，总算像死水里出现一圈涟漪，在冬日的阳光下打个呵欠，多少给古城添了一丝生气。那些本来无事可干，围着炉子取暖的小市民，像是服了兴奋剂，无不等待着这场皇帝的婚礼，无不期盼着看这场热闹。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政府成立，与被推翻的清王朝，曾经达成一个协议，一是每年供给四万大洋，赡养退位的王室；一是逊帝还可以在紫禁城里，维持他的小朝廷。这种共和与帝制并存，革命与封建共处的局面，当然是很滑稽，也很奇特的中国现象。

也许，中国人太喜好热闹了，无论制造热闹的人，还是等着看热闹的人，都唯恐没有热闹。所以这次逊帝大婚，生怕事态不扩大，场面不热烈，群众不轰动，便想着法儿花样百出，推陈出新。

光紫禁城里热闹还远远不够，要热闹出紫禁城外，才能达到大热闹、真热闹的目的。于是，就在那位叫婉容的后，那位叫文绣的妃，从各自的娘家，被抬到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的这一路，要按照清宫婚礼的程式进行。民国管辖的北京特别市政府，也答应了，并拨警察局的军乐队、驻军的鼓号队助兴。这样，民国已经十一年了，北京街头出现两拨人马，两支队伍，男性一式的蟒袍马褂，高头大马，女眷一式的凤冠霞帔，珠翠满头，全部是前清服饰的化装游行。

据溥仪记载，光民国政府派出的军警，足有数千之众。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奁，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两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礼。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管区，加派警察保护。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我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