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谷（903—970）　五代末宋初大臣。他自幼习学儒家经典，后以文章闻名天下。历仕后晋、后汉、后周至宋，任过数种官职。著有《清异录》六卷。

唐、宋之间的五代，是战乱不断的历史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空窗期。除了薄薄一本《花间集》外，乏善可陈，回首望去，真是可怜兮兮。

有什么办法呢？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半个世纪的北中国，除了战乱，就是乱战，杀过来，砍过去，一片血风腥雨。杀红了眼的人们，就不会把心思放在文学上了。

本着逃命第一的文人，哪里还有闲心寻章觅句呢？虽有“愤怒出诗人”一说，但真到了饥寒交迫、嗷嗷待哺，枪林弹雨、命悬一发之际，绝无诗意可言。

不过在此空窗期间，有一位能在生死夹缝之中应付裕如的文人，值得刮目相看。他就是出生于90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逝世于970年（宋太祖开宝三年）的陶谷。平心而论，作为文人的陶谷，不过中人之资而已。《旧五代史》这样说过，“时中原多难，文章之士缩影窜迹不自显”，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他就突出出来。此人虽文采不高、灵韵不足，但其记忆力堪称绝活，能记住别人因为逃难、因为奔命、因为求生、因为糊嘴而忘掉的文章故实、书本常识、经典源流、礼仪制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他“仓猝一问，即能援引故事，可见熟于典故，腹笥中无不有也”。这样，他就成为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却当上皇帝的军阀们眼中的一颗大瓣蒜。放在他朝他代，陶谷只不过属于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泛泛之辈，可在整体平庸、无大作为的五代人之中，风流陶学士类似时下在电视上丢脸、在报纸上现眼的文化明星，由于曝光率高，遂也成为显赫人物。

陶学士之风流，缘起于明人唐寅的一幅画，画上的他正向抱着琵琶的上厅行首秦弱兰调情，这幅题名《陶谷赠词图》的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周显德年间，陶谷出使南唐，来到金陵。当时，后周强大，南唐弱小，陶谷也目中无人，不把出使国放在眼里。可实际上，自西晋南渡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乃至正朔所在，民心所望，也都随之南移。六朝故都的金陵，绝非区区的汴梁城堪可比拟的。而李璟、李煜父子的文化软实力，不知强出后周柴荣多少倍？自南北朝起，双方互换外交使节，多选学识渊博之士充任，其中具有一点文化较量的意味。行武出身的柴荣，觉得他是块料，而浅薄的陶谷，也认为自己是块料，来到金陵，两眼朝天，凡人不理。这就是浅薄的缘故了，浅薄者往往不知自己的斤量，而不知自己的斤量者，常常妄自尊大。这位端着上国架子的陶谷，南唐君臣当然不爱搭理，让他在宾馆闲待着，且不安排接见这位大使的日程，有意识地干着他。

此人在金陵一待好几个月，直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际，落寞孤寂的他，百无聊赖的他，一个秀美绝伦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闪，虽惊鸿一瞥，却刻骨难忘，这就是唐寅画中那位自弹自唱的秦弱兰。她的真实身份，为金陵名妓，此刻乔装为宾馆里打工的寒素女子，洒扫庭院，缝补浣洗。那荆钗布裙难掩的天生丽质，那嫣然一笑即使铁石人见了也会动心的羞涩，其婉约、其妩媚、其小鸟依人、其楚楚可怜，让陶谷迷恋的同时，还不可救药地坠入情网。秦弱兰故做对陶谷仰慕已久的文学女青年状，故做抑制不住的名人崇拜状，故做豆蔻少女的情愫萌发状，故做恋恋不舍的风情万种状，这种即兴式表演，对这位欢场女子来说还不是家常便饭吗！北方来的陶谷，一个土老帽，哪经过江南女子这等温柔缠绵的情色攻势，遂亢奋到不可收拾之中。正如近些年的作家同行，在签名售书时，碰上胸脯比较高一点的年轻女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多写上两句一样。与这样的激素冲动类似，陶谷也情不自禁地抓起笔来，给秦弱兰奉献一首情诗，这就是所谓的“陶谷赠词”了。

这首情诗很烂，就不抄录下来，免得污君尊目。

捉弄陶谷者，乃南唐第一玩家，李璟、李煜父子的重臣韩熙载，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便安排元首接见了。循例，一场国宴招待，一场歌舞表演，是少不了的。宋人文莹的《玉壶清话》说他“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装得挺像那么一回事，但却想不到那袅袅嫋嫋的领舞者，竟是秦弱兰；尤其想不到象牙檀板一响，轻启歌喉的她，会唱出来自己为她写的那首《风光好》，天哪，差一点就要让陶学士心脏停跳了。这时，他看到坐在李璟身边的李煜，回过头去与韩熙载会心一笑，这才明白是人家设了个局，把自己当大头耍了，羞得无地自容的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顺势钻进去。

在唐寅看来，风流重在过程，哪怕是春风一度的，然而却淋漓酣畅也就足够，何必拘泥于因果？唐解元是真正的风流文人，他不赞成陶谷怕出丑的假正经。鉴于此，他在画上题了四句诗：“一宿姻缘逆旅中，短词聊以识泥鸿。当时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发红。”这就是唐伯虎的浪漫精神了，既然你已经风流了，而且那也是你值得风流的缱绻情缘，还用得着不好意思吗？陶谷的正经，不过是假正经；那么陶谷的风流，

也不是什么真风流。正经也好，风流也好，这种性格组合中的矛盾现象，本属人之正常心态。可他偏要装蒜，偏要拿搪，风流就风流吧，他装正经；正经就正经吧，他又忍不住风流。这样一来，难免包裹不住，就会尴尬，一旦露出马脚，就会里外不是人。

然而他却很走运，尽管出了这样一件“外交丑闻”，大家等着他受柴荣收拾；甚至他为秦弱兰写的那首情歌，从金陵越江传唱到汴梁，三瓦两舍也流行不已，上了歌曲排行榜，世宗听见也只当不听见，因为陶谷出使南唐是他的主意，所以也就免于问责。大家除了羡慕他的命好之外，也只能没脾气。陶谷之名，与其风流，与其博学，无大关连，而是因为他总能化险为夷，总能遇难呈祥。尤其在朝廷不断更迭、主子经常变换的时代里，总能取得成功，总能避免失败，那就更是奇迹。

凡赌博，能没有输赢吗？凡炒股，能没有赔赚吗？可他，却是稳赢不输，稳赚不赔，不免要招人艳羡，引人物议了。陶谷这个人，说得雅点，叫做识时度世，先人一步；说得俗点，那就是抡尖卖快，投机取巧。类似冲浪运动员，站在滑板上弄潮而去，只要身手敏捷、动作迅速就行。这类成功者通常用不得多高智慧，因为高智慧者高计谋，高计谋者高审慎，而高审慎的结果，一误事，二误时。关键还在于陶谷不仅下手快，而且下手黑，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却步步登高地抖了起来。

陶谷，字秀实，邠州新平人。《宋史》称：“本姓唐，避晋祖讳改焉。历北齐、隋、唐为名族。祖彦谦，历慈、绛、澧三州刺史，有诗名，自号鹿门先生。父涣，领夷州刺史。”出生于官员世家、书香门第的他，正好赶上晚唐乱世，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什么罪名，陶谷的父亲唐涣被邠州节度使杨崇本杀害了。唐代的夷州，在今之贵州境内，估计因“黄巢之乱”，陶谷的父亲无法举家赴任；所谓“领”，也许就是挂个空名吃饷而已。而按《宋史》所说：“唐季之乱，为邠帅杨崇本所害，时谷尚幼，随母柳氏育崇本家。”节度使杨崇本，当然是绝对的王八蛋，不仅杀害了陶谷之父唐涣，还霸占了陶谷的母亲柳氏。

唐末的节度使，下辖若干州、若干县，拥军自重，世袭罔替，相当于一个土皇帝。陶谷之母被夺来后，不过是他拥有的众多妻妾之一，地位与奴婢无异。因此，陶谷从三岁起，就与母亲一起在帅府里艰难度日，备受熬煎。尤其是陶谷，在有杀父之仇的人家屋檐下，寄生求食，基本上过的就是谁都可以唾他一口，踹他一脚，虫豸不如的日子了。要是他不学会如何低三下四地适应，不学会如何卑鄙无耻地图存，不学会如何迎合、如何讨好、如何巴结、如何投机，在那个杀一个人如杀一只鸡，而要弄死他比捻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的高风险环境里，简直就是活不成的。

杨崇本，兵痞出身，他投靠地盘更大的节度使李茂贞，认其为父，自称“假子”，倚势成为邠州节度使。唐朝之亡，藩镇割据是原因之一。与李茂贞相颉颃的朱温，欲吞并邠州，用强兵压境，迫杨崇本就范。杨崇本求救于李茂贞，李茂贞无力应战，眼看着他的假子杨崇本只有请降一途。朱温假惺惺地认可他的效忠，令其改回本姓，而不再姓李茂贞的“李”，继续做邠州节度使。

如果说杨崇本杀害唐涣，是为了得到陶谷的母亲，那么朱温施压邠帅，这其中也有一个女人的影子。那就是“素有姿色”的“崇本妻”，她艳名远播，早在好色的朱温垂涎之中。此刻杨崇本已低头认软，朱温也就无需客气，更用不着商量，用一顶软轿到邠帅府中，直抵内室，不由分说地载着杨妻，大摇大摆地抬了回来，“嬖之于别馆”。杨崇本对朱温这种居然毫不见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的抢人行动，是可忍，孰不可忍，拔出刀来要拼个死活。

朱温哪里在乎他的威胁，这个老贼首不屑地说，你以为你是谁？敢朝我亮刀？你施之于唐涣的“夺妻术”，我为什么不可在你身上拷贝一次？帅府里的亲信们，力劝杨崇本稍安毋躁，拔出来的那把雪亮的刀，他又快怏地插回鞘里。这个还算是有血性的男人，心不能甘，“耻其妻见辱，因兹复贰于朱温”，并与李茂贞联合，“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复领凤翔、邠、泾、秦、陇之师，会延州胡章之众，合五六万，屯于美原，列栅十五，其势甚盛，朱温命同州节度使刘俊及康怀英帅师拒之，崇本大败，复归于邠州，自是垂翅久之”。朱**是不放心这个杨崇本，怕他有反复，私底下和杨崇本当年父子反目的儿子杨彦鲁取得联系，只要他让其父从人间蒸发的话，他爹邠州节度使的位置，就正儿八经地属于他。

于是，这一场骨肉残杀的家族悲剧，几乎都是在时已少年的陶谷眼前发生的：先是，儿子诓称救父而来，父子重修旧好，尽释前嫌；接着，帅府大庆团圆，举杯畅饮，儿子乘机下鸩，毒弑其父；然后，杨崇本的义子李保衡，心有不甘，纠集余部，团团围住帅府，将只做了五十多天邠州留后的杨彦鲁，大卸八块，枭首示众。这样，邠州节度使的豪宅里，一片刀光剑影、血风腥雨，到处乌天黑地、鬼哭狼嚎。乘人不备，陶谷拉着他的母亲，突破樊篱，摆脱羁绊，如同好莱坞动作大片那样，“逃出生天”。

陶谷的家乡邠州

，即今之陕西彬县，明末诗人陈子龙有一首《渡易水》的诗，起首“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两句，句中的“并刀”，就是此地的名产。那州出并刀，是与该郡介于漠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社会之间，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邠州本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盛产煤铁，由于战争需求，促使锻冶制铁工艺发达。一个出兵器的地方，一个好打仗的地方，那必然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地方。削铁如泥、血不沾刃的并刀，便成为当地人必持的利器。陶谷从三岁起，就是在这一把把血腥并刀的杀来杀去中度过的。血淋淋的现实，令童年中的陶谷就明白了一条法则：谁手里握有利器，谁就是胜者。

当他逃出帅府，脱离**，得以走自己的路，打拼自己的世界时，他才懂得，他所追求的利器，并非他家乡的名产并刀，而是他在帅府里那巴结讨好、逢迎谄媚、巧舌如簧、无廉无耻、得以保命、得以苟活下来的卑鄙。若无这一份别人做不到的卑鄙，在那虎争狼斗的环境里，他早化为齑粉，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因之，他相信卑鄙，崇拜卑鄙，只要能卑鄙，只要敢卑鄙，便无往而不利。

在五代那个乱世里，有枪便是“草头王”，统治者悉皆行武出身，这班大字不识几个的篡国者，一旦登基，坐稳江山，就一定学会附庸风雅，就一定用几个文化人来装点场面。这是中国官场的流行性感冒，很具传染性。我就见识过这种抽不冷子就斯文起来、就书香起来、就秀才起来、就满腹经纶起来的人，书出好几本，诗写若干篇，毛笔字很利索，居然还有一点儒雅意味，令人讶异。陶谷是一个何等眼明手快的角色，他吃准了当权的兵爷们，忽然偃武好文的这一口，岂能错过大好良机。不用太多工夫，他便以诗名闻于乡里，在那个文化断档的年头，陶谷遂渐为人知。犹如“*****”**期间，全中国只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小说家一样。

凭着钻营、凭着干谒、凭着招摇撞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他很快被举荐为校书郎，并委为单州军事判官。他当然不会就此满足，不安于位的他，很快巴结上后晋宰相李崧。从后晋起，历后汉、后周，直到北宋，连续四朝为官，不但官位越做越高，他的文望也越来越大。若他健在到今天，不但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在文坛上也会春风得意，我估计他一定是个牛哄哄的“双响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