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261—303）　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他出仕西晋，曾任要职。后死于“八王之乱”。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著有《文赋》。他还是书法家，有《平复帖》真迹传世。

公元303年（西晋太安二年），时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的陆机，因兵败受谗，被押上刑场砍头前，说过一句懊恨交加的名言：“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言下之意，悔不当初，倒不如落漠江东，固守家园，谛听寥廓天空里那阵阵鹤鸣，那该是多么淡雅逸致的一生啊！如果我们将历史镜头往前追溯511年，时为公元前208年（秦二世皇帝二年），曾为廷尉、丞相的李斯，被赵高陷害，论刑腰斩于咸阳。在法场上，他对其同时受刑的儿子，也有过类似意思的感慨：“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他很想念当年在上蔡县为小吏时，与儿子们牵狗架鹰，捕猎野兔的场景，那曾经是多么轻松快乐、多么自由自在的日子啊！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诗篇《行路难》（之三）里，这样写过：

陆机雄才岂自保？

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

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

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

李斯在家乡河南上蔡做粮库管理员时，夕阳西下，与儿子们出东门，驱狗放鹰，追猎野兔，曾经有过一段回味无穷的快活轻松的时光；陆机在其家乡华亭为贵公子时，闲暇中优哉游哉于沼泽滩涂，看鹤舞翩跹，听鹤唳凄清，那也是一种想起来很神往、很留恋的岁月。可是马上就要人头落地，际此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醒悟到过去那段平平常常、平平淡淡然而却平平安安，虽不轰轰烈烈可却踏踏实实的生活，才是弥足珍贵的。宋人刘辰翁就此事作了一阕《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词：“但鹤唳华亭，贵何似贱，珠沈金谷，富不如贫。”事到如今，李斯也好，陆机也好，想多悔一会儿也办不到。看来，这悔也实在太晚了。于是，“华亭鹤”、“东门犬”，便成了对仗工稳，含义相同的典故，流传至今。后来的人，后来的文，只消一提到这只鹤、这条狗，便意味着当事者悔不当初、悔之晚矣的悲叹。

在西晋那个时代，人们提到陆机，马上想起另外一位有“美男子”之称的潘安。因为他俩都曾经是贾谧“金谷二十四友”中的一员，而且他俩在文学声望上旗鼓相当，并领先于其余二十二人，故大家以“潘陆”联称，视为文坛伯仲。不过《世说新语》评述他们的文学特点时，“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长处和不足，倒也一言中的，说得非常准确。同时代人特别注意这两位，一是笔下生花，才思丰沛的才气；二是帅气英俊，年轻潇洒的形象；三是对他们趋炎附势，攀附豪门，相当程度上不以为然。小文人，巴结官府，可以理解；大文人，马屁当局，大可不必。因为小文人站不稳脚跟，需要巴结；大文人树大根深，用不着拍谁的马屁。可一部中国文学史，大文人和小文人，很少有在皇帝面前将腰杆挺得笔直的。

《晋书·阎缵传》里，对他们低头哈腰地迎合当朝贵公子，颇为不齿。“世俗浅薄，

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世号为鲁公二十四友。”这些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不得不屈节出入于秘书鉴贾谧之门，以求发达。文人假权贵之力，为进身之阶；权贵借文人之望，为扬名之资，这种交换行径其实是相当丑陋的。贾谧何许人？贾充的继子。贾充何许人？司马炎的亲家，司马衷的岳父，当朝一品，栋梁大臣。这个小集团的二十四成员，在贾充的庇护下，在贾谧的卵翼下，渐成势力，渐成显贵。尤其“潘陆”这两位文学大腕，在朝为要员；在野为名流；在洛阳城里，为引导时代潮流的明星宠儿；在金谷园中，为营造舆论风气的标杆人物，风头爆劲，粉丝拥趸，香车美人，炫酷万分。可惜那时没有评奖、没有讲坛、没有排行榜、没有点击率，否则，他们的风光，要比当下红得发紫的人物更甚。

历史首先是政治的历史，唯其为政治的历史，自然也就着墨于政治家，看重于政治家。而回归到历史正题，文人则是不上台盘的小菜一碟了。翻开《二十四史》，文人从来都是敬叨末座的角色。

公元2**年（晋太康十年），陆机与其弟陆云入洛阳，张华十分赞赏其文才，竟然说：“伐吴之役，利获两俊。”来到洛阳的他，确实大红大紫过一阵儿。可他搅进司马王朝“八王之乱”的混战之后，他的文人身份，他的文学造诣，就不再处于历史的光照之下了。诸多事实证明，这个年轻人缺点很多，毛病不少：

第一，他是一个热衷于染指权力而绝对不甘寂寞的文人；

第二，他还是一个急切于投机政治而企图分得红利的文人；

第三，他应该还是一个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孤注一掷，不肯抽手而极具赌徒心理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