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161—223）　三国时政治家，三国时蜀汉开国皇帝。他早期颠沛流离，后建立蜀汉政权。他其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百折不挠，做事“每与操反，事乃成尔”，终成帝业。

魏、蜀、吴三分天下，以刘备最为步履维艰，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并逐步拓展。

魏得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利（中原腹地悉归于曹）、人和（谋臣良将，贤俊宏儒均集中在许都）；吴守江东，天堑可赖，三代经营，励精图治；只有刘备，东窜西突，无所依傍，茕茕独立，人单影只。他在未入蜀前，先后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靠刘表、托孙权，寻求庇护，赖以立足，不止一次地置妻子家室于不顾，兄弟分散，仓皇逃脱，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他比之曹操、比之孙权，处于困境中挣扎奋斗的时间要多得多。

到西蜀灭亡为止，它始终是三国中最小的。

孙皓降晋时，户口五十二万三千，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刘禅降晋时，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即使从人口看，西蜀也只有东吴的一半。撰官史《三国志》的陈寿，曾做过蜀国的黄门侍郎，入晋后做著作郎。他把蜀放在吴前，也是一点故国之思的寄托吧？但晋承魏祚，他又当着晋朝的官，吃晋朝的粮，不得不在奉命撰著的《三国志》里，承认魏为正统。但到了罗贯中，笔下就没有这点顾忌了。刘备姓刘，是那个穿着金缕玉衣埋葬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就让刘玄德成了正统。其实，这才是历史的颠倒。

西蜀不但在国力上弱于吴和魏，作为领袖人物，刘备也比不上孙权，更比不上曹操。但文学这东西，所以让历代统治者感到挠头的，就是它的舆论造势功能，很难估量；也许什么作用都不起，也许还真能影响后代人的视听。一般说，捂同代人的嘴容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措施还是很多的；要捂后代人的嘴，就怕不那么容易了。例如《三国演义》，把其实不怎么样的刘备，捧成贤德之君，而把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曹操，定为一个千古唾骂的奸雄，永远一张大白脸，这怕是曹操万万想不到的。

刘备的才智，算是个庸人，不过，在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上，却也有不弱的表演。

吕布败后，他本以为可在徐州安身，谁知曹操不放心他，被挟带到了许都，一切仰给于曹操，他除了膺服称臣，小心伺候，别无他途。在夹缝中求生存，当然也是一种磨砺。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吃掉；又要发展自己，以待来日。有求于他人的荫庇时，韬光养晦，保持最低姿态；利用列强彼此矛盾时，挑拨离间，可又不露痕迹。胯下之辱，称臣不贰，闻雷失筷，卧薪尝胆，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谚语说道，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倒是准确地描绘了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由于根基薄弱，实力不足，地盘有限，资历、声望、影响、权威还不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只有在苟安中图奋进，在迂回间觅生机。因为本钱不大，只有寻找空隙，努力把握机遇，争取脱颖而出，这才能一展宏图大志。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两强对立冲突，不共戴天，是矛盾；双方信誓旦旦，拥抱握手，也不等于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强与强，固然是矛盾；强与弱，又何尝不是矛盾？因为弱方要强起来，强方又不甘于弱下去。于是即使在实力并不平衡的两方之间，也存在着强对于弱的蚕食，弱对于强的反抗。强无时无刻不在抑制着弱的发展，弱也须臾不忘壮大自己的势力，以期有朝一日真正强大，除非愿意在强方的卵翼下，永远做二等公民，才无进取之心。这样，为了未来长远的打算，韬晦是最好的保护色，韬晦是一种弱者的行为，韬晦是最典型的藏身之计。

最初刘备起事，只不过想摆脱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的平凡命运。早些时，他们哥儿三个，只求能够站在公孙瓒后面，当一个马弓手、步弓手，就心满意足了。后来被当作诸侯间的小角色，哪怕敬叨末座，也很知足。做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时，他兴奋得马上坐不住了，得意地问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李渔评到这里，批了六个字“自负语，肮脏语”。刘备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可见，直到此时，他还没有给自己定位，还没有意识到在历史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刘备的顿悟，是从被汉献帝尊呼为皇叔那刻开始的，这时他忽然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前景、他的能量，已不再是琢县楼桑村里的一个没落户了。尔后又被董承邀请参加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反曹操的神圣同盟，在衣带诏上署上“左将军刘备”时，他明白，他是应该有大作为的人，他开始重新设计自己，很有参与最高权力角逐的兴趣了。可当时他被曹操笼络在许都，在那位奸雄的手掌心里握着，他必须用韬晦来保存自己，然后想尽办法，脱离曹操的羁縻。虽然，那是一个镀金的牢笼，可关在里面，也不是滋味，所以远走高飞，便是他的当务之急。

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觉醒，虽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中但却不甘雌伏的刘备，必须骗得他的信任，才能逃脱魔掌。所以在菜园子里挥锄灌溉，表演那份胸无大志的样子，虽然曹操一个劲儿地试探他，他在装孙子方面，倒也是个不错的演员。

但刘玄德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能沉得住气的韬晦者，所以他一方面以学圃为障眼术，一方面急急寻找机会以早日摆脱曹操的羁糜。空隙总是有的，正好袁术要弃淮南，欲归河北袁绍。他借了这个口实，去攻打那个想当皇帝的蠢货，于是就逃出许都了。

韬晦是一门学问，在历史上最成功的韬晦者，莫过于越王勾践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如愿以偿，这才是真正的韬晦大师。刘备的韬晦，应该说是够水准，但不能说是炉火纯青。当曹操“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和他谈论天下英雄时，刘备一个劲儿地装傻卖呆，多少有些失度。后来惊雷失筷时的掩饰，也多少有些牵强。做戏总以不愠不火为佳，太表演了就要让观众出戏。幸亏曹操当时踌躇满

志，傲踞自负，竟没有察觉刘备的叵测之心。说到底，曹操其实并不是太在乎他的。虽然许他为英雄，那不过是酒酣耳热时的顺手人情罢了。他在许都时，有人建议把刘备干掉，可曹操说：“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后来他借机跑了，部下要把他抓回来，曹操一挥手说：“我既遗之，何可复悔？”根本不把刘备太当回事。如果曹操十分忌刻刘备的话，他的韬晦表演也未必能够成功。正如个别在那儿“灌园种菜”的人物一样，有时也掩饰不住那不甘寂寞的心，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看见只当不看见地不当回事罢了。

弱者仰鼻息于强者，寄人篱下，那如履薄冰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稍有疏忽，便有败露之险。刘备在这一段日子里，倒未曾犯什么大的错误，才奠定了他此后发展的基础。这样，他和孙权据江东世族之势，和曹操拥中原腹地之重，是没法相比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是可赞可叹的了。

蜀国相对来讲，要小一点，但要是看到刘备能在三分天下中生存下来，在群雄争斗中拓展出这一块土地，称国为王，也值得为他喝一声彩的了。那些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各路诸侯，一个个地败在曹操手下，而弱小的刘备最后能雄踞西川、扼守巴蜀，倒也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

所以说，弱不可怕，正因为弱，才要把握机会，奋发图强。因此，千万不要嘲笑有志气的弱者，尤其在没有笑到最后的时刻，谁是赢家还说不定呢！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寄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等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辈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其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儿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的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喻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的，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

有一句专门针对《三国演义》的民谚，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意思是说，年轻人火气壮、爱抗争、好犯上

、喜动武，看了梁山泊英雄的造反行径以后，对于本来就有的逆反心理，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同样，《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计谋的书，是一本动心眼、玩权术的书，会使经历了人事沧桑的老年人，心术变得更坏，成为老奸巨猾的人。

其实不然，《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那些明枪暗刀、你争我斗、互为心计、勾结利用、合纵连横、忽敌忽友、虚实不定、瞒天欺世的政治矛盾、军事交锋、人际关系的纠葛、世事的分合，倒是像一本生活教科书那样，使我们学会为人处世中谨慎用感情的学问。

感情是可贵的，但若看不透人世的本质，滥用感情，反而会被感情所误。

刘备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自从他讨黄巾起事以后，先投公孙瓒，一看没有戏，掉转屁股走去。后依陶谦，结果把人家的地盘占了。靠吕布辕门射戟解了他的围，但在曹操捉住了吕布以后，他不咸不淡的一句话，促使曹操下定决心把吕布杀掉。曹操引他见了汉献帝，得了一个皇叔的身份，刚刚在相府小亭里煮酒论英雄，一转眼间杀了车胄，叛了曹操，走出牢笼。把袁术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袁术本人也饿渴得吐血斗余而死，居然又去向袁术之兄袁绍求助。而那个袁绍竟也不顾手足之情，答允出兵救援刘备。刘备若非心如铁石，绝对不动任何感情的话，他也早成了别人的刀下之鬼了。

直到他后来投靠刘表，以致荆州变色。入蜀以后，造成刘璋失势，虽然也假惺惺地仁义过，还挥洒过几滴老泪，但从他这数十年的经历看，一切冠冕堂皇的表态、信誓旦旦的语言、称臣纳贡的虔诚、不共戴天的仇恨，都不是看得那么认真的。在他眼里，应该的变成不应该，可能的化为不可能；相反，倒行逆施，心安理得，悖谬逻辑，竟是真理。这一切，统统以其切身利益，来决定是非黑白。刘备能够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方，说明他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位枭雄。不过，他不像曹操那样赤裸裸地杀伐无情罢了。

对政治家来说，无永久的朋友，也无永久的敌人，一切以维护和扩充自我利益为准绳，感情是次而又次之的。尤其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更是划分敌友界限的最高标准。

因为在****中，各派力量总是要在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下，不停地分化瓦解和不停地重新组合。“合纵”也好，“连横”也好，任何“歃血同盟”或是“签字画押”的联合协议，都属于短期行为的暂时团结。谁也不能保证墨迹未干，而双方已离心离德、分道扬镳，条约只不过是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同样，昨天在疆场上厮杀的仇敌，今天拥抱在一起，亲密得难解难分，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新闻。早晨还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呢；到了傍晚，杯酒言欢、尽释前嫌，俨然像暹罗双胞胎，联成一体，进入无差别境界，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若是有太多的感情牵涉，那就伏下败亡的根苗了。

但刘备这个人，之所以不如曹操那样成其大事，就在于他还未能把握那个奸雄的“宁我负人，人莫负我”的自私到家的哲学。有时候，难免感情用事，倒把自己害苦了。撤离江陵时，舍不得抛下数十万乡亲，一定要携民渡江，结果以惨败告终。关羽被吕蒙杀掉，为手足之情，竟倾全蜀之兵，不听劝阻，出川与东吴决战，最后损兵折将，再回不去蜀中，在白帝城长逝了。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人旧有的文化心理，以及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孔孟之道，显然只可放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要是当真，这个政治家可能有感召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会由于他的迂腐而丧失殆尽。

看透这一切，举眼望古往今来的分合成败，也就一目了然了。凡成大事者，无不把感情因素压缩到最小的程度。政治家如此，其实，非政治家又何尝不应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