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173—196） 东汉末文学家。他个性恃才傲物，最后因为言语冲突而被杀。
孔融（153—208） 东汉末文学家。他少有异才，能诗善文，喜议时政，后因言被杀。
崔琰（？—216） 东汉末名士。他相貌俊美，很有威望，曾任某时，后被下狱赐死。
杨修（175—219） 东汉末文学家。他学问渊博，极其聪慧，曾任丞相府主簿。
在封建社会里，掌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极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衲，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祢衡等四位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精英，曾经表现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儿，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影响？
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这四位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后世多有人赞叹过的，颇透出英雄惺惺相惜之意。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清代乾隆一生写了4万首诗，却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些曹操的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杰的豪爽，也有诗人的浪漫，后来的历朝领袖，未必能有此等投资文化的气概。他还让她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番繁荣的文坛景象，让曹操的儿子曹植也为其父的气派而得意洋洋。他在给杨德祖的信中，对“建安文学”的盛景大加赞扬。他认为以前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名家，但他们没有今天这样的好作品，也没能像今天这样聚集于许都，形成一种波澜壮阔的文学气象。曹操可以说是一代文风的开创者，曹丕、曹植是积极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场，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则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一个载入文学史的时代，恰逢其时地出现了。
文学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休戚相关。东汉末年，先是黄巾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折腾、战祸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洛阳已不太平，中原民不聊生，这一切的毁灭败坏，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打鸣的鸡都没有了，还有能咏唱的文人吗？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而衰败不堪。
在战火硝烟和刀光剑影中，文学只能噤若寒蝉。“建安文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社会出现了一个安定的局面。“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成为现实。
虽然从秦始皇起，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好像也从未见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过，却还是照杀不误。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这时候，他是无法手软的，于是乎，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输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杀，《捉放曹》里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也颇让人胆战心惊，但一开始，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倒是尽量避
免采取“铁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被他干掉的祢衡，他宁肯用“借刀杀人”之计，也不开杀戒。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县（今山东临邑）人，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4岁（据《三国演义》说）。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很可能长着一脸的青春疙瘩豆。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症。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儿找碴儿，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当代有的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出道后写出几篇东西，立刻自我膨胀，立刻感觉失衡，立刻不知天高地厚，东南西北，立刻唁唁然如狂犬状，连祖先爹娘一律都不认账。文学新锐祢正平，也是如此这般狂妄地到了许都，一是他看不上大家，二是大家也看不上他，“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后汉书·文苑传》）。刺者，名片也，在口袋里揣烂了，连烫金的名字也磨掉了，无人买他的账。他心理更趋变态，狂病也愈发加剧了。
“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阿瞒“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培植曹魏势力。他的对立面，也就是陈寅恪所言的那些拥戴汉室、尊崇儒学的士大夫阶级，自然也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孔融是这个营垒里一个马首是瞻的人物，也一直是曹操的反对派领袖，经常聚着一帮人，抨议时政。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急先锋，当然要引为知己，赶紧给汉献帝打了个报告，把祢衡推荐上去。孔融在奏章里，将这个年轻作家，吹得天花乱坠，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而祢衡本就忭急躁狂，这一捧，就更加谵妄失常。他说，在许都，除了“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谁也不在他眼里了。
鲁迅在《骂杀与捧杀》的文章中说，用“捧”来整死一个人，比“骂”还来得有效些和致命些。这话果然不错，这些年来一些中青年，很快红起来，很快暗下去，很快声名大噪，很快烟消云散，就因为被捧得神魂颠倒以后，屁股坐不到板凳上，忙着吊膀子，忙着争乌纱，结果一无所成。如果不是孔融的蛊惑教唆，祢衡也许不至于目空一切到这种地步。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整天大放獗词，粪土一切，这正好符合四十多岁，身居要位的孔融心意。有些他想讲不好讲，想说不便说的话，就由祢正平的嘴道出了。
祢衡的倒霉，就是丝毫不懂政治的文人的悲剧了。
姜，永远是老的辣，年轻人总是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对时下文坛上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年轻作家真得有几分清醒才是。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便相信凡文人皆纯粹，认为孔文举、杨德祖是同他心气相通的。其实孔、杨二位，是文人不假，但他们更是政客，亦文亦政，政甚于文。说得好听一些，是为了匡扶汉室，铲除元凶；说得率直一些，不过是各种政治派别的权力之争罢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外省青年，搅进首都官场绞肉机里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呢？
骂了一顿以后，曹操居然没有发火，没有下令杀他，而是派了两个人，牵来三匹马，把他架在马上，两个人挟扶住这位才子，礼送出境。临行还搞了一次欢送会，很隆重，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当时的文人俊士，都命令去和他辞别，这场面很有点黑色幽默。再回头看那位老作家孔融，跟他挥手，拜拜再见。这时，年轻人明白也晚了，替孔融骂了曹操，给人家当了枪使，自己却被押解出境。到了荆州，刘表不傻，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
如依历史所描写的，当场受辱，恼羞成怒的情况来看，祢衡一百个脑袋也砍了，但曹操却按捺住他的杀意，将他打发走了。这就是文学家的曹操，搞一点帮助消化的余兴节目了。因为祢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人，能有多大作为，他也是作家，他当然有数。这种傻狂之徒，顶多言不及义，胡说八道罢了，不会危及他的统治，轰走也就拉倒了。《三国演义》里描写曹操听说祢衡被黄祖杀害以后，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不过一笑了之的事。李白有诗，说到这两位：“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是说到了点子上的。虽然，有出《击鼓骂曹》的京剧，那急口令式的唱段，是相当精彩的。骂得
极其淋漓尽致，语惊四座。可痛快的同时，痛苦也来了，这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没想到脑袋掉得如此干脆利落，连他自己还未意识到时，那刀已经落下来了。这种孤注一掷的，无济于事的骂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真的动了刀子杀文人，这一回轮到孔融。孔融，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当时，他是个大人物。
曹操杀他，大概颇费踌躇，因为孔融当时的名声很大。第一，孔子二十世孙；第二，“建安七子”之一。《后汉书》载：早年，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信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为一方诸侯，任北海太守，到了许都，又任将作大匠，也就是现在的建设部部长，说明他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孔子二十世孙的这份无形资产，也使他增值不少。所以，他的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能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感到无上光荣，从这一细节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