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知识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点五，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因为唐以前的举荐制度，和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统治者除了世袭、荫补、恩赐、捐纳诸渠道外，大部分官员还是按照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从知识分子中选取的。因此，仕的来源为士，士的目标为仕。这两者基本上等于一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而其价值中心，则是一个“权”字。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无一切，权比亲爹还亲，权比性命更重。
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如此这般，不敢妄说，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诗人、理论家，和什么也不是的混迹于文坛的人物，那强烈的权癖，那沉重的官瘾，也不让古人。谋取权力，崇拜权力，成为他们的人生取向，虽然戴着文人的桂冠，但更在意那一顶乌纱。于是，随之而来的官场运作，得意而红，失意而黑；背时而暗，风光而亮。那张小花脸上，便可欣赏到：一曰阿谀奉承，磕头巴结，膝行匍匐，诚惶诚恐的奴才相；二曰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削尖脑袋，抢班夺权的恶棍相；三曰失去顶子，如丧考妣，致仕回家，痛苦万分的无赖相。大凡一个文人，耽迷于权力场中，就会人格失衡，就会忘却根本，就会像李斯这样完全沉没于权力的渊薮中。
李斯（前280—前208），楚国上蔡人。早年在本地粮库，当过管库员。一个小县城的粮站工作人员，少不了肩挑背扛、码垛翻仓、杀虫防鼠、下乡收粮等体力活，是一项很劳苦，很琐碎，很没有意思的工作。此人不甘庸庸碌碌，当一个以工代干的管库员，终了一生。于是离家去寿春投师，从学荀卿。荀卿乃大师，能拜他门下，成为高足，说明李斯非泛泛之徒。在班上，荀卿特别器重两位同学，一为李斯，一为韩非，也为大家公认的尖子生。因为这两位，第一，聪明；第二，能干；第三，有点子；第四，敢作敢为。学业结束以后，身为韩国贵族的韩非，自然回国任要职去了。荀卿知道李斯来自穷乡僻壤，那里的油馍很劲道，熏兔很入味，可县城天地很小，空间不大，一个小人物，既无政治资源，更无后台背景。看他是块料，有治国理政的才能，便为他在楚国首都的政府机关里，谋了一份差事。
儒家看人，往往注重好的一面，荀卿没有发觉这个小地方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出头欲望，野心叵测的另一面。李斯有他农民的狡猾，深藏不露罢了。他婉谢了老师的这份好意，虽然在寿春当公务员，比回上蔡县继续以工代干，强上百倍。但他认为不能这样虚度光阴，混吃等死。李斯认为，“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他对荀卿说，老师啊，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就是卑贱，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穷困，我卑贱到极点，我穷困到极点，当今之务，我不能呆在寿春以混日子而满足，而是应该赶紧搭上西行列车，到咸阳去求发达。他相信：“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这一来，荀卿才知道这个河南汉子，乃是一个具大抱负，有大志向的学生，不觉肃然起敬。
人生道路，对平庸的人说，走对走错，是无所谓的。走对，好不到哪儿，走错，也坏不到哪儿。而对李斯这样一个强人，敢下大赌注，敢冒大风险，就很难说他入秦是对还是错了。不过，这位上蔡的农民，很坚定，很信心，乃辞别荀卿，西入秦。
老师也就只好祝他一路顺风了。
他到秦国以后，果然干得出色。历任廷尉、丞相重要职位，为秦王上“皇帝”封号，废分封而行郡县制，统一六国文字为“秦篆”。“以吏为师”，禁绝私学，焚《诗》烧《书》，罢黜百家，坑杀儒生，钳制文化。严禁文人儒士，是古非今，谤议朝政。同时收缴武器，浇铸铜人，以防造反。这一系列的暴政，大都出自于这位上蔡县管库员的点子。因此，秦始皇视之为膀臂，授之以重任，仕途立现光明。从此顺风顺水，一路发达，他的官也做到了极点，他的辉煌也达到了极点，如此说来，李斯告别荀卿到秦国开拓的这一步路，是迈对了的。
《史记·李斯传》中，记载这个管库员到了咸阳以后，很快就暴发起来，暴富起来，官运暴红起来，连他自己也觉得暴到快要爆炸的程度。“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叹曰：‘嗟乎！夫斯为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唐·司马贞在《索隐》中解释：“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若是激流勇退不了，在官场绞肉机中，谁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幸运几。问题在于他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混得越红，死得越惨。可就是不肯收手，不甘罢休，不能煞车，不知回头是岸，于是，这位上蔡农民，只能与所有利欲熏心之徒，作恶多端之辈，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不过他的最后下场，要更惨一点，“具五刑，论腰斩”。
按《后汉书·杨终传》：“秦政酷烈，违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唐·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屈指一算，他的腰斩，要多少颗头颅陪葬，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第一个被腰斩者，但他却是第一位被腰斩而死的名人。他最终得到的这样一个下场，回想他的西行入秦，到底是对，还是错，又得两说着了。
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有一组题名《行路难》的诗，其中之三，提到李斯在腰斩前一刻的后悔，这厮得意时，肯定没少腰斩别人，现在轮到他自己来领教这刑法，悔也晚矣！“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现在通行的《史记》版本，只有“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而从王琦注引《太平御览》曰：“《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记·李斯传》中，无‘臂苍鹰’字，而李白诗中屡用其事，当另有所本。”看来，李白所据的古本《史记》，今已佚失。
一般来讲，在田野里捕猎狡兔，鹰比犬更有用些。今本《史记》删节“臂苍鹰”，也许并无道理。
如果他不迈出这一步，继续在粮站当管库员，到点退休，领养老金，一样也活得自在，至少落一个正常死亡。李斯未发迹前，在上蔡那座小城里，放步东门，纵犬丘陵，兔奔人追，驰骋荒野，还是满自在的。尤其，夕阳西下，满载而归，尤其，四两烧酒，合家共酌。这种其乐融融的日子，老此一生，虽然平常、平淡，可平安，不比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得一个腰斩咸阳的结果，强得多多？因为那是真正自由的快乐，发自内心的快乐，绝对放松的快乐，无忧无虑的快乐，最最底层的普通人的苦中之乐，最最贫苦老百姓的穷中作乐。可在他走出老家上蔡，来到秦国为相，就不再拥有这样实实在在的快乐。获得权力，自然是大快乐，但是，这种紧张和
恐惧的快乐，疑虑和忐忑的快乐，随时会被剥夺，随时降临灾难的快乐，物质虽丰富，精神却苦痛的快乐，到了上夹板腰斩的此时此刻，面对着与他同死的儿子，除了“牵犬东门”的那一份至真的快乐，还有什么值得回味，值得怀念的呢？
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能干的人，不一定就是行事正确的人。有点子的人，不上正道的点子，是既害人又害己的，而敢想敢干的人，一旦为非作歹起来，那破坏性会更大。荀卿的这位学生，始皇死后，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阿顺苟合于赵高，那是一个心毒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坏蛋。贪恋高官厚禄的李斯，利欲熏心，竟与魔鬼结盟，参与密谋矫诏，立胡亥而逼死扶苏。秦二世当权，自然宠信赵高，这是他失算的地方，胡亥智商不高，而智商不高的人，容易接受声色犬马，你李斯跟他大谈治国理念，宣扬专制政策，绝对是对牛弹琴，那混蛋怎么听得进去？这位上蔡农民，以种庄稼的经验，这一茬不行，赶快换第二茬，改弦易辙，转变方向，怂恿他肆意广欲，穷奢极乐，建议他独享天下，恣其所为，向二世拼命讨好，巴结献媚。
赵高哪能容得指鹿为马的胡亥，任由李斯操纵。本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我玩可以，你玩不行。便设计构陷，令其上套，使二世嫌弃他，捏造事实，不停诬告，使二世憎恶他。加上李斯的儿子李由，先前未能阻击吴广等起义农民军西进获罪，新账老账一块算，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那是公元前208年。
《史记·李斯列传》的结尾，司马迁感叹：“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因以瑕衅，入事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问题在于利令智昏，尤其在庄稼地里跌打滚爬出来的老农民，目光之短视，心胸之狭隘，做事之投机，行径之取巧，往往会因眼前的、一时的、局部的，甚至个别的现象，而改变大方向、大格局、大前景、大事业，以至于功败垂成，坐失良机，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当李斯即将进入其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刻，无论怎样的后悔，也来不及了。
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所以，我特别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绞索架在脖子上的报告》里，那最后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我是爱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甚至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我们都应该尽量离得远些，更远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这就是“东门犬”这样的典故，所寓涵的时代意义。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句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话，“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便成为悔之晚矣的传世名言。
李斯所以要走出上蔡，所以要西去相秦，所以能够发达到“富贵极矣”的富贵，“当今人臣无居臣上者”的显赫，起因说来可笑，却是由于他受到老鼠的启发。这就是《史记·李斯列传》开头所写，“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厕所中的耗子，吃的是粪便，一见人来狗叫，慌忙逃避；粮库里的耗子，无一不吃得肥头大耳，膘满体壮，而且永远没有饿肚子的恐慌，永远没有人犬的惊扰，永远没有刮风下雨的忧虑。于是，他感到自己其实的渺小，真正的不足，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这只具大抱负、有大志向的耗子来讲，就是“厕所”而不是“粮仓”了。
司马迁说李斯不过是“为郡小吏”，那口气是鄙夷的。他所担任的那个职务，城关粮站的管库员，在一群乡巴佬中间，也算得上是出人头地的区乡干部了。但这个相当寒伧的土老帽，目标正西方，一步一步向咸阳走去，那绝不回头的蛮劲和冲劲，真是值得刮目相看。一开始，李斯并未想投奔秦始皇，只要不当“厕”中之鼠，能够进入秦国统治集团，在那样一个“仓”中为鼠觅食，就相当满意了。但这个农民越走信心越大，越走野心越盛。中国农民，当他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上的时候，手脚放不开，头脑也放不开，那种庄稼人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小家子气，为其基调。然而，当他离开土地，离开乡村，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之后，马上就会成为毫无顾忌的、横冲直撞的、否定秩序的、破坏规则的强悍分子。攫取和获得，便是他们的主旋律。李斯到达咸阳，就不再是原来一口豫东口音的上蔡土老帽，而是满嘴地道秦腔秦韵的政坛新秀。
第一步，他知道吕不韦崇拜荀卿，便以荀卿弟子的身份，“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第二步，他知道秦始皇和吕不韦的血缘关系，便由吕牵线，得以向这位帝王进言：“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如除炉灶尘土一样容易），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第三步，他出主意：“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给之。不肯者，利剑刺之。”从则给钱，不从者要命，李斯这两手都是够恶够狠的。
汉·主父偃说过：“鄙儒不如都士”，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由于城乡差别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素质差异，由于远离城市和隔绝文明的闭塞心理，由于缺乏广泛社会联系和多面人脉联系的无援状态，从乡野农村里走出来的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知识分子要低得多。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那些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更多不遵守游戏规则，更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李斯，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更愿意采取非常行径。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正是这份野心，使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