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出自苏轼的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据《东坡词编年笺证》：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苏轼知密州时。“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那年他三十九岁，自称老夫，看来，狂得可以，狷得也可以。
狂和狷，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牵黄擎苍，千骑卷平冈”，是狂的外在表现；“酒酣胸胆”鬓霜“何妨”，是狷的内心状态。前者是别人眼中的他，后者是灵魂深处的自己。所以，狂和放连用，狷和独不分。放者，放肆也，放纵也，放浪也；独者，独立也，独特也，独行也。文人的狂狷，说到底，是追求不同凡响。如果堕落到与别人“无差别境界”之日，也就是这个文人的完蛋之时。
在文学史上，文人的狂狷，基其成就，系其声望，受制约于时代，得成功于历史，但活得通常不会很痛快。因为现实世界，芸芸众生，都习惯于成品化的生活，习惯于模块化的思想，习惯于队列化的秩序，习惯于饲养化的公平，便很不能忍受异端。所以，对文人来说，狂狷，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的高消费。
凡文人，其性格特征之一的狂狷，最为非文人所关切。
大多数非文人，也许并不认可，但通常都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在老百姓看来，文人的狂，是理所应当的。而文化人、读书人，对此也是无所谓的。
鲁迅先生对于魏晋时期文人的狂狷，持一种很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尤其对于带头狂狷的阮籍和嵇康，抱有好感。所以，这世界上的文人，狂者多；不狂者少，绝对不狂心如止水者，几乎没有。因此，狂，也就成了文人的标志特色。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工夫最多，花时间最长，剔微钩沉，缮写誊抄，就是他刚到北平教育部当佥事，住在绍兴会馆，亲自辑校的《嵇康集》。他认为：“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激昂慷慨，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由此看鲁迅更倾向嵇康。他对这位魏晋文人，既是衷心的敬佩，更是精神的向慕，才一字一句地校勘出这部古籍，传世永存。
不过，在中国，太过正经的道学先生，如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先生，对于这种文人的性格特征，反感、抵触、看不惯、很恼火的。其实，大多数文人的狂，不妨碍别人，也则罢了。因为狂是文人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只要对别人不构成观瞻上的不舒服，感觉上的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触，精神上的不讨厌，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人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良好而狂一下，狂两下，甚至狂三下，都是情有可原。第一，无伤大雅；第二，无可厚非。不必马上把眼睛立起来，面皮紧起来，像灶王爷那样严肃无比。我始终认为，在地球上，每个人，只要能够管好自己，马上就会实现世界大同。问题在于这些灶王爷，总是要管别人的事，总是要让别人按他的意旨去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于是，出现矛盾、分歧；于是，出现对立、斗争；于是，出现胜负、成败；于是，出现仇恨、死敌。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文人，同时，也产生出来更多的灶王爷。这些道学先生，有点像日本农民种西瓜那样，为了运输装载的便利，非要把本来圆形的西瓜，硬憋在方形的盒子里，让它长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这些灶王爷，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就将文人的“精气神”桎梏如方西瓜似的，自敛，自锁，自囿，自封。想来想去，数千年来，孔夫子《论语·颜渊》所说过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勿”，就是把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的思想和行为捆绑起来的戒条。
因此之故，我对于时下有些道德狂提倡小孩子读经，非常反感。我不禁想，若是四书五经回潮，子曰诗云泛滥，那些先行者们干吗要进行一次五四运动呢？
对文人而言，若笃信孔夫子的“四勿”，成天起承转合，只能写八股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想也别想。即使写出来，绝对有一股木乃伊味。而木乃伊，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四勿”样板。文人在这种盒子里，去圆就方，循规蹈矩，削足适履，按部就班，恐怕也就无以为文了。其实孔夫子的原意，并不要求大家做木乃伊，而是他的学生颜回问他：如何才能做到“克己复礼”？老夫子才想到形而上的东西，对这些晚辈来讲，大概难以把握真谛，但是，端肃自己的言行，制约个人的欲望，总是能够逐渐做起来的吧？于是，颜回拍拍脑袋说，老师，我明白了，实施“四勿”，方可“克己复礼”，是不是？老夫子很高兴，觉得孺子可教。这种本质上属于师生之间道德修养的方法探讨，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手里，却成了箝制老百姓思想的得力工具。在中国，什么事情就怕绝对，就怕极端，就怕过头，就怕大张旗鼓，加上道学先生拿住这“四勿”，所谓“拉大旗作虎皮”来对付知识分子，就起到了使西瓜由圆成方的成长盒作用。
清代思想家颜元说过：“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他对于提倡《四书》，鼓吹礼教的宋儒朱熹，极为反感：“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让小孩读经，大有居心不良之嫌，真还不如让小学生书包瘦身，家庭作业减少，更有助于成长发育呢！
这也是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原因。因此，如今再拾儒学，张扬孔孟，会不会又把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沉渣，重新从泔水缸里搅拌上来，真是很令人感到寒栗不已的。
大概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1925年，在湖南的毛泽东写了《沁园春》一词，那年他三十二岁，这首早年的诗，很有振臂一呼，呐喊自由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句，更道出知识分子奋斗追求的紧迫感。“方遒”，用白话来说，就是“来劲”，按诗意推论，“方遒”对意气风发的“书生”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文人的“方遒”，也就是“来劲”，则更属理所当然了。文人的来劲，在非文人看来，就属于“狂狷”了。其实，这首词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当年的道学先生眼里，肯定是百分之百地“狂狷”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末年的狂狷，“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自曹操起，到曹丕、曹植、曹睿，鲁迅先生总结成为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他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大概文学运动的发展规律，也是循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原则。曹操的“尚通脱”，与他以前，以后的统治者，让圆西瓜长成方西瓜的出发点不同，结果当然也就不同。试想，任何一个蛮正常、蛮自然的中国文人，其禀赋，其脾胃，其意趣，其蕴涵，在盒子里，被拘束，被收缩，被制约，被扭偏；不在盒子里，能延展，能舒放，能开拓，能自在，肯定会有迥然相异的差别。这差别，表现在文章之外，便是魏晋文人的狂狷。
文人作为一个自觉的，不再视自己为奴仆的人，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飞跃，不再臣服于谁，不再附属于谁，这一步，这一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曹操给改变了的。这当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学史惯称的“三曹”的共同努力，从此，中国就有了两种文人，一种是御用的，一种是非御用的。当然，非御用的不见得不可以转为御用，同样，御用的也会丢掉皇家的饭碗而非御用；反过来，在野的不见得不想在朝，吃香喝辣，同样，在廊庙里脑满肠肥之后，想要一份山林野趣的清名令誉，也说不定。所以，有这两种文人出现，是好事情，但他们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泾渭分明的格局。
由于三曹，中国有文学以来，开始出现体制外文人，有别于官方的、主流的、正统的、在朝言朝的体制内文人，实在是文学的大进步。有了这种不一定听命君主，不一定奉旨写作，与统治
集团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具有相对程度上能够自由创作的文人，对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肯定会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这是公元196年，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的文学盛况，故名之曰“建安文学”，其代表人物，又称“建安七子”。
曹操，虽然他有时杀害文人，名声不佳，但他有时也能容忍文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统治威权下，给文人较多的选择余地，较大的活动空间，造成建安文学的辉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汉武帝那样，把司马相如、司马迁，当作可以呼来叱去的狗那样对待，而是在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镇压才能解决问题时，还是能够平心静气与孔融、杨修之流探讨文学，甚至开个玩笑什么的。将他们当作人，当作文人，而不是部属、下级、听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这样的统治者，敢于突破流俗之所轻，敢于改变周秦以来视文人为末流的观点，真是了不起。
狂狷，有两种，一是可以接受的狂狷，在太正经的人看来，或可谓之“轻狂”、“张狂”的狂狷；一是不可以接受的狂狷，属于的的确确的“傻狂”、“猖狂”，在统治者眼里划入“疯狂”，“丧心病狂”的狂狷。说到这里，你不能不感慨曹操的厉害，鲁迅就很崇拜他，他声明：“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因为这位统治者，既能把狂狷从魔瓶里释放出来，也有办法将文人的这种性格，收拾得干净彻底。
典型的例子，便是祢衡和孔融两位“狂”得可以，“狷”得更可以的文人。
汉末，平原德州的祢衡，史称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尚气”，亢奋浮躁，“刚傲”，盛气凌人，“矫时”，针砭是非，“慢物”，刚愎自任，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的评价。一个人养成这样难以恭维的毛病，便不大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了。这位年轻才子，自视甚高。“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无刺字漫灭。”
古代的“刺”，即今日之名片。汉代造纸业处于始创阶段，极精贵，祢衡怀里揣着的这“刺”，其实就是一块刻有自己名姓、籍贯、学业、履历的竹简。但是，有得狂的狂，或许还会为人所重，无得狂的狂，便不会有人买账了。他到处送“刺”，可没有人接受。这块竹简，老是派不上用场，也就休想当时许都的政府机关，文教团体，能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了。可“刺”老是在口袋里揣着，刻上去的字迹，都快磨蚀到辨别不出来了。这位年轻人既很失落，又很郁闷，长时间的失落和郁闷，就憋出一肚子火气。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名刺门状》载：“古者未有纸，削竹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明·张萱《疑耀·拜帖不古》里提到：“余阅一小说，古人书启往来，及姓名相通，皆以竹木为之，所谓刺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名帖》也说：“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古人用刺，还有一点输诚纳款之意。《梁书·江淹传》载：“永元中，崔慧景举兵围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祢衡也是低姿态来到许都，可老碰钉子，老被拒之门外，也很让他败兴，于是，就索性边缘化，与主流唱开对台戏了。
有火，就要发作，而且是大发作，击鼓骂曹，这是中国文人史的惟一。只此一例，再无第二。
如果在唐朝，还是这个祢衡的话，顶多对圣明的天子，发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怨而不怒”的呻吟，打死他也不敢击鼓。
如果在清朝，如果仍旧是这个祢衡，只能“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跪在丹墀之下，磕头如捣蒜口号“吾皇万岁万万岁”，别说击鼓，连想都不敢想的。
呜呼，五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性格，在孔夫子的“四勿”调教下，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基本上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西瓜矣！这也只能说是历史的进步，文人的进化了。
祢衡若在今天，很可能在省市作协有份固定收入，外加出书版税，日子应该过得去，不算殷实，但绝不至有冻馁之虞。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凋零，他的家乡遍地饿莩，哪里养得起一个作家，便来到天子脚下，想谋份差使，混个公职，有朝廷俸禄可吃。虽然要求也并不高，但当时曹操政权刚刚创建，百废待兴，虽然也在网罗文人雅士，可他属于有才无名的后辈，谁知道他是老几啊，有关部门不一定好好安排接待，到处碰壁，这火也就越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