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锦州期间,我军的一队战士,行军经过一座苹果园。时值秋天,因为战争的缘故,果园无人管理,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有些过于成熟的果实,纷纷跌落在地下。然而,没有一个战士俯下身去捡拾,更没有一个战士伸手枝头采摘。新华社随军记者写了一则报导,毛泽东看到了,便作了批示,说,“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于是,这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
精神这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具有,或者不具有,对这个人来讲,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李清照,中国文学史上最重量级的女性诗人,近一千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胡适也说过:“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评语,出自此公之口,当更有说服力。如今,崇胡者甚众,与过去打胡者甚众,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扭曲和偏颇。中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好过激,好响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若撇开一时的政治因素,就做学问这点上,胡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个“最”字,可见对她的推崇。他还说,由于她“才气纵横,颇遭一般士人之忌”。这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见的事情了。道理很简单,谁让你李清照“才气纵横”呢?你一纵一横,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无才的前辈、同辈、后辈,能不打心里腻味你(这算好的)、反对你(这算说得过去的)、打击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吗?
此语出自胡适《词选》的小传。原文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曾以文章受苏轼的赏识;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女儿,也能做文章。她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二十一岁时(1101)嫁太学生诸城赵明诚。她自述他们的家庭生活道:‘侯(即赵明诚)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子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金石录后序》)金兵南侵,他们带了他们的书画古器避到南方。建炎己酉(1129),明诚病死。她奔走台州、温州、越州、杭州之间;家藏书物,十去七八。绍兴壬子(1132),她年五十二,那时她住杭州。甲寅(1134),她避乱西上,遂居金华。死时不可考,约在1140年以后。她有文七卷,词六卷,今皆不传。所传的只剩一些零散的诗词。”
所以,天才投错胎,时间不对,空间不对,跌进了小人堆,掉进了恶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过了。
李清照的一辈子,过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运,很受到同时代人的垢辱。她又挺爱国,挺爱这个对她很不怎么样的宋朝,所以她说什么也不能当亡国奴,说什么也要跟着这个居然没有被人灭掉的赵氏王朝,从北宋跟到南宋,从徽宗跟到高宗,从的烁光辉的诗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妇,从海内传诵的词家,到不知所终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条流浪狗的下场更惨。这说明中国的宋朝,是个多么糟糕的王朝,它连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诗人,都弃若敝屣,这个王朝,不亡何待?
幸好,中国人记住她的作品,中国人怀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学史上凭真实力、凭真本事,所达到的被人推誉为“最”的地位,并不因她悄无声息的死而湮没;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人们对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动。
文学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摆在书架上的,一种是放在人心里的。摆在书架上的文学史,可以装进成千上万位作家诗人的名字;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一百位。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个读过宋词的人,都会记起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七字叠句,这些字,似乎并不艰深,似乎并不复杂,但她创造出来,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凭这,当然也不完全凭这,大摇大摆地走进这部放在人心里的文学史,永远活着。虽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们脑海里总能涌现上来,那早年美丽端庄、文思奇诡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坚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间蒸发,不知所终的她。
好作品会随着岁月的迁移,时代的变化,如老窖的陈酒,历久弥香。而泛泛之作,尽管曾经火极一时,尽管得过这奖那奖,尽管进了当代文学史,尽管宣布不朽。但时过境迁之后,色彩渐渐淡化,声音渐渐微弱,泡沫渐渐消失,镀金渐渐磨蚀,遂成镜花水月,过眼浮云。所以,同时代的人谈作品,人际关系、功利铨衡、政治考量、派性因素,是不能作数的。因此,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其中很多屁话,是不值一顾的。
也许,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余性专博,昼夜每忘食事”(《打马赋》序);也许,她知道,历史,从来就是一面筛子,是精华,自然会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时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间事。所以,她以自信,以达观,以完美,以一无牵挂的心态告别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这般地演变着,个人生前的不幸,因时过境迁而渐渐淡化,曾经遭遇的痛苦,因斗换星移也慢慢稀释。最后剩下来的,便是她璀璨的文学成就。那些小丑,那些败类,那些构陷,那些污亵,遂像泡沫一样,从人们视野中消失殆尽。于是,一个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于这部人心中的文学史上。
其实,李清照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并不是很多,流传于世的词,不足五十首;流传于世的诗,不足二十首;流传于世的词学批评,只有区区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别人为了骂她,录以存照,也许早消失了),然而,她却因此成为一位名显于生前,不朽于身后的大家。
第一,她以长短句,雄踞宋词的榜首,那些巾帼们、须眉们,不得不甘拜下风。
历代评家,对《漱玉集》,无一不持正面肯定的评价,而且抱有相当的敬意。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推崇她为之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并以同籍自豪:“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即使如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批评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但也不得不承认:“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宋以后的评家,则看重其超越性别界限的文学成就,认为未可以用一般女性诗人的水准视之。明人杨慎在《词品》中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人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也持这样的观点:“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一位诗人,作品站住了,而且,还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时间站住,长期间的站不住,作不得数;长时间的站住了,而不是永远的站住,也作不得数。别说人心中的文学史,有淘汰率,书架上的文学史,也不等于阿猫阿狗都可以埋葬进去的文学公墓,也是要经常精兵简政,经常裁员缩编的。只有经得住时光的筛选,历久弥新,耐得住岁月的淬炼,永葆生机,这样的作品,才是文学瑰宝。那些为皇上所恩准,为衙门所册封,为市场所决定,为书商所追捧的文学,保鲜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时间内,经滚雪球式的炒作,上百万印数,上百万收入,上百人鼓吹呐喊,上百次提篮叫卖,看起来挺能唬那些乡下人冤大头的。但雪球这东西,虽能滚得很大,但接连几个晴天晒下来,就是一摊黑水加上一堆烂泥,别说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旧鞋
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第二,她屈指可数的诗,其中数首,甚至还是断篇残句,却极具强烈的震撼力,尤其在国破家亡的时刻,简直就等同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
在她笔下,诗言志,词寄情,两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她写诗,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现实,极具丈夫气概,绝非小女子文学,表现出她内心中英武的一面。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绝非夸张地谈到她当时声望的非同小可,她的诗和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年(1130)九月,刘豫僭位于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李清照激于义愤,立作《咏史》诗斥之:“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朱熹评曰:“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王世贞评曰:“易安此语虽涉议论,是佳境,出宋人表。”其实,这两位的评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诗人作为时代的号手,在国难当头之际,群丑横行之时,不站出来棒喝、斥责、抗争,就愧对诗人这个称号了。这首诗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诗中所体现的爱国精神。
1125年(宣和七年)年底,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完以后,传位钦宗,次年的次年,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高宗即位南京(河南商丘),遂为南宋建炎元年。徽、钦二帝都被金人掳去,中原大乱,李清照只好告别山东青州故居,随着这个衰败的帝国南渡。宋高宗赵构逃到哪里,李清照也就追到那里,历经颠沛流离,饱受战乱兵燹的她,提起笔来,与她写词的出发点系于个人情感,竟决然不同。她在诗里,更着眼于河山变色,社稷危亡,家国倾覆,乡土沦陷。满纸慷慨悲歌,一心恢复国土,我们能够体会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提倡杂文,应该如匕首、如投枪那样成为武器。那么,李清照的笔锋所指,痛斥苟安偷生的朝廷,讥讽“酒肉堆中”的昏君,揭露认贼作父的奸臣,唾弃望风而逃的将帅,无不发自诗人的良知,无不传递民间大众的悲愤。在这一时期中,诗成为她惟一的表达方式。她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她的“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她的“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她的“春残何事苦思乡,病里梳头恨发长”,都在说明诗人与她的祖国息息相关,与她的民族同声共气,她的责任感,她的使命感,使她不能自外于这个生死存亡的大时代,她呼唤抗战,她呐喊北征,总不能“子孙南渡今几年”地坐以等毙,也是那时与她一起南渡的中原士民的共同心声呀!
中国文学,自古就有小众和大众之分,因此,中国文人,从来就有关在象牙之塔和走向普罗阶层之别。当然,小众文学不是不可为,大众文学却是绝对不可少。大众,即大多数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你无动于衷,你全无心肝,你醉生梦死,你声色犬马,也就莫怪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抛弃文学,告别文学。当“靖康耻”成为全体中国人最抬不起头的污辱时,当赖以安身立命的国家、民族、乡土、故园,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曾经写出过,还将要写出更多美得不能再美的小众文学的李清照,也要发出这个时代里属于她的声音。这就是她的伟大,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失语于自己的时代,是一种失职,也是一种背叛。所以,她的这些诗,就是她的大众文学。
她的代表作《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她诗中的最强音,那种英雄气概,其实更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写照,千古传诵,始终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明人毛晋,这位收藏家、出版家,在重刻李清照的《漱玉集》后,于跋中不由感叹:“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第三,她那五百多字,来龙去脉都不明就里的《词论》,使她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酷评家,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那震动持续数百年。
长短句始于唐而兴于宋,但对于词创作的理论研究,却为数不多,李清照这篇《词论》,可谓先着鞭者。她开头讲了一个唐代歌手的故事,然后讲,词应该是可歌的,然后讲,词的音乐感和节奏感,然后讲,词与诗不同,别是一家,再然后,挨着个儿点名批判,直白道来:“始有柳屯田永者,出《乐章集》,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之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却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一网打尽,谁也逃脱不了本小姐的修理!
我估计,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照抄李的这段原文时,肯定是一脸官司,咬牙切齿。他尤其看不惯李清照笔下所流露出来训诲口吻,那从容不迫之自由,居高凌下之声势,肆无忌惮的锋芒,略无怯弱的勇气,让胡仔很撮火。据专家考证,一,没提南宋诗人,应为北宋时写;二,没提周邦彦,应该更为提前。这样算来,此文当系她在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间写就。天!那年她才二十七岁,约等于当下的考研读博的年纪,也太嫩了一点吧?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敢对扛鼎文坛的大佬们发难,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别看是说三道四,却言之成理,别看是信口雌黄,却无不中的。估计当时整个汴梁城,为之侧目,对这来自山东济南的小妮子,肯定产生惊鸿一瞥,耐不住满街打探的轰动效应。
李清照发表这篇宏论时,胡仔(1110—1170)刚出生,等到他来讨伐这位前辈时,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此人那样大动肝火,殊为不可解之事。他狠歹歹地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看来,胡适所言李清照“颇遭一般士人之忌”,确乎非同寻常。虽同为宋人,但已经隔代,可历史恩怨之耿耿于怀,宗派歧见之排斥攻讦,至少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间,仍是那些小心眼、没本事、会捣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众文人,乐此不疲,干得十分起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