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因冠状动脉阻塞，在“荣民总医院”进行了心脏再生绕道手术。术后医生一再提醒我，每天一定要运动，就如同吃药一样，不可偏废。从此以后，每天餐后半小时，我一定以跑香的方式来运动。
说到运动，其实我从小就喜爱运动，但因童年生长在贫穷落后、教育不兴的扬州乡间，既没有学校，也没有人倡导运动，更没有什么运动设施可言，倒是儿童的游戏不少，如老鹰捉小鸡、丢手帕、绕铁环、打梭、飐钉、放风筝等。只是这些游戏必须有同伴才能玩得起来，甚至要有对手比赛才有趣味，尤其像放风筝，一定要有风才能放，最适合的季节就是春天。但是短暂的春天一过，夏秋季节天气炎热，冬天则多数地区均被冰雪所封，哪里能放风筝？所以从小我唯一的消遣就是游泳，不但游出无限的乐趣，而且游出高超的泳技。
我之所以热爱游泳，并且深谙水性善于游泳，大概与我出生在水乡江都，故乡就在扬子江运河的边上有很大的关系。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在家中后院的池塘里游，到了六七岁时胆子渐渐大了，就到运河里游。直到十岁左右，我的泳技好到可以浮在水上睡觉，也可以潜入水中一二十分钟，无须浮到水面就可以在水里换气，甚至能从二百公尺的运河此岸，携带十数斤的菜米游到对岸。当时运河两岸的人民，要靠摆渡往来、购物，但是摆渡要钱，所以善泳的我从小便自然地负起家中采购工作，常常衣服一脱，随手往头上一放，很快就可以游过江去，然后把所需物品备办齐全，带回家中。
由于热爱游泳，尽管小时候家境清寒，物质生活贫乏，但是精神世界却是丰富无比。只是到了十二岁出家之后，我从江都水乡进入栖霞山村，一下子与游泳绝缘，变成不能下水的旱鸭子，那种感觉真是苦不堪言。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前途、未来不能寄以游泳，所以只有忍痛放弃。不过生性喜爱运动的性格不能改变，于是慢慢就把兴趣转移到打乒乓球上面。
说起来也实在可怜，那个时候常住、学院都不允许我们打乒乓球，只能偷偷地打，但是球还是经常被师长没收。尤其难堪的是，小小的乒乓球几经抽球、杀球，很容易就坏，根本买不起，所以就连打乒乓球都没有条件。不过年少的我们，还是有办法从生活中寻找乐趣，例如，约三五朋友，到山上偏僻的地方“杠膀子”，也就是用膀子互打，打到一方痛得受不了认输为止。有时候则自己半夜起床练铁砂掌，或者飞檐走壁的功夫。因为在青少年成长阶段，身心发展很需要运动，遗憾的是当时常住并不重视运动，学院也没有体育课程。
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偶然发现，山上不时有人偷砍树木，他们一看到出家人，就纷纷丢下镰刀、斧头，快速溜走。我们捡到工具本应交给常住，但常住并不重视，也没有鼓励。于是同伴中有人提议，把捡来的斧头拿到铁器店换个篮球筐子，回寺后自己砍木材做篮球架，并且由几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集资，合买了一个篮球。就这样我们开始打起了篮球。但就因为好打球，学院认为我们不守规矩，贪玩好动，因此被记过，甚至后来我还遭到被开除的命运。可是我对打球运动的热爱，始终如一，丝毫未减。
记得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台湾，最初在新竹青草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当时“内政部”次长的夫人王郑法莲女士，特地送给我们一些排球、乒乓球等。那时大约有学生六十人，我鼓励大家打球。但是学生们平时没有运动的习惯，见到球吓得直往后退，好像打球是见不得人的事。这时我不禁慨叹：自己一生为了运动，青少年时期在大陆想打球老师不准，甚至为了打球被学院开除；现在来到台湾，自己当了老师，鼓励学生运动打球，学生却不敢而远远躲避，为什么人的思想观念，甚至命运的差距会这么大呢？
我想或许他们认为出家人打球、运动，不威仪，不庄严，是违规不能做的事，但其实佛教向来注重运动，像传统的朝山、每日的跑香、行脚云游、普坡作务，甚至打拳出操等，都是舒展筋骨，锻炼身体，培养耐力、毅力的好方法。
再说，佛教讲修行，不是只有诵经拜佛、打坐参禅才是修行，运动打球也是一项如实的修行。尤其在篮球场上，犯规时要举手认错，这是“忏悔”；不暗使小动作伤害别人，这是“慈悲”；知道因缘而不单打独斗，这是“团结”；懂得制造机会给队友，这是“利人”；积极勇敢地争分夺秒，这是“精进”，所以球场上也充满了佛法，充满了教育的意义。
一般的学校教育重视五育并进，佛教尤其讲究德、智、体、群、美五育的完成。例如，早晚在佛殿共修，重在“德育”；平时在教室上课，重在“智育”；僧团是六和合僧，重在“群育”；佛像的雕刻、绘画及梵呗的唱诵，重在“美育”；而球场上的运动，可以弥补“体育”之不足。
人要经常运动，才能增强体魄，就像水必须经常流动，才能长保洁净。而五育并进的教育，才能养成优秀的人才。因此，我年轻时就提倡佛门应有篮球运动，并且早在一九六九年，佛光山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时，便特别在课程中安排篮球比赛，因为在球场上可以治好佛教青年许多不健全的毛病，进而培养良好的习惯，诸如：
一、佛教青年缺乏荣誉感，没有冒险犯难的精神，遇事有犹豫、退缩的毛病。但在球场上，你要勇敢冲刺，因为能够把握第一时间，才能先驰得点；如果慢了一拍，失去先机，不但自己不能得分，还可能让对方有得分的机会，所以球场上可以养成勇敢冲刺的习惯。
二、佛教青年有不认错、不改过的毛病。但在球场上，攻守之间虽然要勇敢快速，却必须遵守规则，不可侵犯别人；一旦犯规，裁判哨子一吹，就要举手认错，就须服从裁判，所以球场上可以养成遵守规矩的习惯。
三、佛教青年有不团结合作，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但在球场上，队友之间彼此要互相合作，懂得为队友制造机会，才能得分；如果单打独斗，表现自我，势必尝到败绩，所以球场上可以培养团队的精神，了解集体创作的重要性，养成与人合作的习惯。
四、佛教青年缺乏慈悲和尊重别人的器量。但在球场上，即使对方是敌人，你也不能任意冒犯，甚至要感谢对方，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球赛就不能进行，所以一上场，彼此要先敬礼，以示友好，这是对他人的尊重，因此球场上可以养成尊重对方的习惯。
基于上述种种好处，我在创建佛光山之初，就积极提倡运动。虽然佛学院的学生并不好运动，大都对体育没有兴趣，但我在佛光山的“灵山胜境”、“大慈育幼院”、“东山”等地，先后建了三座篮球场，甚至在万分困难的情形下，为普门中学建了体育馆，乃至后来的佛光大学体育馆，甚至成立普门女子篮球队、佛光女子篮球队等。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佛光山才刚草创，在一片荆棘丛生、丘壑横亘，到处高低不平的山谷之中，好不容易才把两座山的土推下深沟，填出现在灵山胜境那一块平地。那个时候别说大雄宝殿建都没建，甚至连地也还没有买，下面的不二门到朝山会馆之间，也没有阶梯，游客上山，都是踩着土石爬上来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设了一个球场，不过因为十分简陋，也只能供大家随意奔跑而已。
后来灵山胜境成为游客上山的通路，我想总不能为了打球而妨碍游客进出，于是将球场迁移到现在大慈育幼院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原本也是一条深沟，填了一千多卡车的土才成为一块小平地，将就建了一个篮球场。当时大树乡不少村民，甚至成功大学、高雄师范学院、陆军官校的学生，都曾在这里和我们打球联谊，度过不少快乐的时光。包括大树乡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尤宏，以及陆军官校退休的陈炳文，都是我们的球友。
后来育幼院开始筹建院舍，球场需要用来堆放建材，不得已又迁到东山男众学院的边上。在这里，每天四点半打球时间一到，全山大众都可以到球场，不管僧信老少，喜欢打的人就上场，曾经有过一百多人同时上场打球的记录，也不管你是参加甲队还是乙队，或是谁上谁下，都不计较，反正只是运动。
其间曾经写下很多“特别”的记录：例如，佛光精舍七十有余的老人可以披挂上阵，小至六七岁的育幼院小朋友也能上场。有的人上了球场，从头到尾走都不走一步，是“固守本位”型的球员。有趣的是，曾经有五人的正式的球队与八十余人的杂牌球队比赛，结果五人小组赢了。甚至经常球场上战况剧烈，场外却忘了计分！总之，这是一个不计输赢、不需裁判的球场，纯粹为了运动，大家也一直乐此不疲，如此持续了二十几年，不管刮风下雨，未曾间断过。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那时正值佛光山开山期间，往往才刚上场，或是只打了半场，忽然传来消息：某某人来访！虽然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但又不能对宾客失礼，所以只得和着汗水，披上长衫，赶赴客堂会见访客，所以经常都是在忍耐煎熬中结束一天的生活。
在那段期间，打篮球是我例行的运动，球场更是我每天和徒众接心的地方。尤其每年农历七月供僧法会当天下午，总会举行一场“‘无量寿杯’篮球赛”。这是佛光山一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山上各单位及别分院徒众各组球队，彼此“较量”。因为不对外不公开，纯属师徒时间，大家可以尽情发挥，所以整个球场总是充满笑声、叫声、呐喊声，以及热烈的加油声。
在东山球场上，也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例如，陆军官校、成功大学的学生经常上山与我们进行友谊赛，那时男众学部不少沙弥，每次都由他们临时组队参加。沙弥们年纪虽小，体力却能胜过成大与官校的学生。我看那些社会的年轻人，经常才上场打了五分钟，便已汗流浃背，急着要求教练换人；反观佛光山的沙弥，奔驰全场，自始至终没有人喊累，也没有人要求下场休息。
当时我觉得很讶异，心想这些沙弥平时都是素食，照说营养、体力应该不会比社会人士好，为什么可以在球场上奔驰数十分钟毫不疲倦？后来慢慢发现，素食对增加耐力大有帮助。就像牛、马、大象、骆驼等，都是素食的动物，它们都比较具有持久的耐力。再如飞行的鸽子，也是吃豆、谷之类的素食者，它们也是展翅千里，不屈不挠。反观狮、狼、虎、豹，虽然凶猛，可是“老虎三扑，后力不继”，可见素食可以增加耐力，从这些动物身上都可获得明证。
佛光山的沙弥虽然没有教练，也没有队长，但是曾经在台北“中华体育馆”和“立法委员”组成的球队对垒过。那是一九九四年国际佛光会为了倡导“净化人心七戒运动”所举行的篮球义赛，佛光山的沙弥对上由洪浚哲、钟小平、魏镛、韩国瑜、曹尔忠、陈学圣、林瑞图等人组成的“民代队”。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公开比赛，但是沙弥们面对身经百战的国手级人物，个个有板有眼，传球、运球、投球，各方面始终表现得纯熟迅速，让现场观众频频叫好。当时我一直招呼这些沙弥，对年长的“立法委员”要表示一点敬意，能输他们几分是最好的收场。果然，终场以六十比六十二，沙弥队小输二分。
另外，当天还有两支队伍，分别是港星曾志伟号召了广受港台两地观众欢迎的谭咏麟、陈百祥、泰迪罗宾、吴大维、梁家仁、黎汉持、尹志强、刘勇等人组织的香港明星队，迎战由赵宁、裘海正、庾澄庆、邓志鸿、汪建民、周治平、萧言中、曾国城等人合组的梦幻明星队。由于两队的实力势均力敌，比赛过程高潮迭起，观众的情绪也随着篮球的跳跃而起伏沸腾。最后，梦幻队终于以六十二比五十四，小赢香港队。
在东山篮球场上，还有一件让我感觉最得意的杰作。曾经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家人送他到佛光山时，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拿篮球给他，他看到球就吓得直往后退。由于智能不足，各项学习都赶不上其他沙弥，我只得耐心地用球来引导他的兴趣。渐渐地，他终于开始喜欢打篮球；经过三五年后，竟然成为沙弥队里的主力战将。后来他在佛光山负责水电工程，以及厨房的典座，都能独当一面，甚至为文写作，投稿在报刊上发表也是常有的事。我不禁想到，人生不可以随便加以判定，所谓“人人皆有佛性”，每个人都有潜力，只要适当地加以开发，都能一展身手。
我和这许多沙弥虽然是师徒，也如兄弟，大部分都是在球场上培养出来的感情，像心平、心定、慧龙都是早期篮球场上的球友。虽然数十年来人事变迁，当时的一些年轻人现在也已垂垂老矣，但大家都很怀念那一段驰骋在球场上的风云岁月。
另外，在篮球场上我也与很多社会人士结了缘，例如“中华台北篮球队”总教练刘俊卿先生，曾经带着球员上山礼佛、坐禅，和我们切磋球技。他知道我是篮球的爱好者，多次跟我谈说篮球。我告诉他，打球的意义乃在于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勇于认错的修养、感谢对手的成就，以及主动出击的生活观念等。我从佛法的观点讲述一些篮球的人生哲理，引起他对佛法的向往，后来更因此因缘而在佛光山皈依三宝。可以说，篮球场上也是我们弘法度众的好道场。
提到“中华台北篮球队”，不禁让人联想到，早在一九二一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大会上，我国的男子篮球队就曾勇夺冠军。在此之前与之后的几年，也分别获得八块银牌及一块铜牌。另外，自一九五四年“中华台北篮球队”首度参加第二届亚运会开始，虽然连续两届屈居亚军，败给了篮球王国菲律宾，但篮球队的王毅军、陈祖烈、罗继然、唐雪舫、赖连光，甚至更早期的贾志军等人，他们斗志昂扬，球技出神入化，在球场上奋力拼战的精神，振奋人心。尤其他们凌厉的攻势，往往让对手毫无招架之力，不但多次打败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球队，更曾让日本队因为输球而抱头痛哭。
当时虽然没有电视转播，但我每天必看篮球的新闻报道，并且以此为最大乐事。可惜后来“中华台北队”的实力愈来愈弱，战绩每况愈下，慢慢居于韩国队、日本队之后，甚至一度败给马来西亚队，让人不免失望。
及至后来举办的“‘威廉琼斯杯’篮球锦标赛”，每年都有十几个国家的球队到台湾来举行友谊赛，这时的“中华台北队”连打入前四强都很困难。我想，原因应该出在训练不够，所以虽说体育可以强国，但还是要经过苦练，没有付出汗水与辛劳，就不能建立功勋。
当时我曾经一度想把美国的湖人队请到台湾来比赛，只是看到“中华台北队”与外国球队比赛时，总是输球输得那么惨，从来没有赢过一场，何况湖人队的球员个个人高马大，想想还是不要灭自己的威风，助长他人的志气。所以当时虽然与湖人队有一些因缘，可以邀请他们到台湾，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