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走过数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头一想，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功过成败，总有一些“关键时刻”。别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须经过自我的客观检讨，才能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

我出生在江苏扬州，故乡江都是一个经济落后，教育不兴，民风淳朴的乡村小镇。我的成长背景，既没有显赫的门第庇荫，也没有风光的亲戚助威，加上从小没有上过正式学堂，更无师友同学扶持。

所幸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机缘，便在宜兴大觉寺出家，接着在南京栖霞佛学院接受教育，从此得以在大冶洪炉的丛林寺院里学习、成长，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说起我的出家因缘，记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一路长驱直下，经过上海会战，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并且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我的父亲外出经商，在这场劫难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当时父亲没有了音讯，于是我便跟随母亲外出寻父。

我与母亲走遍京沪一带，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就在失望之余，途经栖霞山，看到一支军队正在出操训练。我一时好奇，停下来观看。突然，身边站着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师，不经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

由于我从小受到外婆的影响，早有信佛、拜佛的习惯，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仪庄严，总是心生羡慕，所以潜在意识里听到“出家”两个字，也来不及思索就回答说：“要啊！”

大约经过一小时，当我还在兴致勃勃、专心一意地看着军队操练之际，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当家师父找你！”

在当时那样一个“人生地疏”的情况下，忽然说有人找我，这真是个奇迹。不过我与母亲还是随着那个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请母亲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暂等，我便一个人跟着那个人走进了栖霞山寺里。

进入山门后，转了两个弯，来到一幢小楼上。只见屋内清净庄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就像进入皇宫一样。这时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约三十岁的法师，对着我点头微笑，然后叫我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一连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今年几岁？”

我一时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羞，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递给我一张纸，叫我把名字写在上面。我吓了一跳，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又问我：“你哪里人？”我写上“江苏”，他说应该写“江都”才对。其实说来惭愧，当时我连“江苏”、“江都”都分不清楚。

这时，师父又说：“听说你要出家，我是这里的当家师，你就跟我出家好吗？”我看他慈悲善良，当即说“好”。

答应之后，他说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说：“我母亲就在外面。”他要我前去请问母亲，如果获得首肯，就把母亲请来和他见面。

我找到母亲，跟她说我要在这里出家了！母亲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说：“我回去之后怎么向亲人交代，怎么跟邻居说明！”

我一听，眼泪随即流了下来，我说：“我已经承诺人家，没有办法反悔了！”

伟大的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说：“没有关系，我去替你回绝当家师！”

我说：“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绝不行！因为我也已经决定要出家了！”

于是，我把母亲带到师父面前。依稀记得，当时师父好像跟母亲说，将来他会怎么样栽培我，我的未来会如何成长、如何有前途……说得母亲也动了心，于是同意让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这样剃度出家了。

出家后才知道师父的法号叫“志开上人”，他是栖霞山寺掌有实权的监院。照讲，栖霞山是十方丛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纳众，为人剃度。但是家师告诉我，在栖霞山寺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当时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记得出家当天，来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马大，身相庄严。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着笑容，他代替师父为我提取法名“悟彻”，外号叫“今觉”。

出家后，第一个让师父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全栖霞山寺有数百名僧侣，但没有一个是十几岁小孩。虽然寺里有一所栖霞律学院，但都是二十岁以上受过戒的比丘。另外还有一间禅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壮年的老参。

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里呢？这一点困难当然难不倒精明能干的师父，他让我把母亲送走之后，即刻安排我住进客堂边的一间小净室里，并且找了一位书记大实法师，叫我跟随他念“禅门课诵”，学习“五堂功课”。

母亲和我离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虽然我从小跟随外婆长大，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尽管如此，母子分离，还是难免会伤心、难过。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来，就在此“出家”一举，我也只有义无反顾了。

母亲走后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净室里，听到外面传来高亢的吼叫声，夹杂着棍棒击打的声音，很是讶异，就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观看。只见之前问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弥光法师，正拿着一根门闩，死命地打着一位跪在地上、负责照顾大雄宝殿的香灯师，甚至还用脚踢他。因为打的力道很大，门闩都给打断了，碎裂的木屑四处飞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怜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饶。原来他在大雄宝殿里私自化缘，接受信徒的五块钱供养，因此受到严厉惩戒。当时我并未心生胆怯，只感到这也是对我的当头一棒，我知道做一个出家人，不应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缘，所以后来佛光山的建设，点滴归公，从来没有人敢私自化缘。

到了第二天，我想师父也感觉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整天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总不是办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栖霞律学院，和那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同住、同学，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苦难的丛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栖霞律学院就读，六年后升学到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也就是我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离开焦山回到祖庭大觉寺。在大觉寺期间，我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寺庙监院、杂志主编，后来还到南京担任华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我率领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当时我刚接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同学智勇法师自告奋勇，要组织六百人的僧侣救护队。因为当时各地战俘、伤兵众多，死难的军民亟需救助。初时我并未动心想要参与，但在筹备两个月后，他们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组织僧侣救护队前往台湾了。

我一生最不喜欢人“退票”，因此就说：“你们不去，我去！”智勇法师欣然同意。我即刻请人从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时的路程到栖霞山寺，禀告当时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开上人，说我有意到台湾。师父即刻赞成，并且叫来人带回十二块银元，以壮成行之志。

这时由智勇、惟春等同学所倡导的僧侣救护队，已经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队。所以我临时又再募集了大约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达台湾后，人数实在太少，既不成团，也不成队，同时也没有团体愿意收留我们。经过几天的投石问路，因缘实在不具，因此僧侣救护队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了。

正当这个时候，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并在台湾居住下来。

期间，香港的师友虽然也济助旅费，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带钱到台湾的人没有找到我，因为当时我被政府拘留。等我获释出来之后，他已经回到香港，彼此缘悭一面，让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当时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信徒，辗转来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马来西亚的佛教会，也希望有布教师前往弘法。但我都因为旅费无着，同时也自感语言不足，所以不敢贸然前往，于是我就这样安分守己地在台湾住了下来。

最初我住在中坜圆光寺，后来挂单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分别主编《人生杂志》，以及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余暇时间就撰写《玉琳国师》《无声息的歌唱》等。但实际上这时候我的弘法重点，已经慢慢转移到宜兰了，在宜兰展开我的理想，到各个乡村弘法布教。

我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兰，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成立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广泛摄受、度化青年学佛，我用连环图纸戏、幻灯片等道具辅佐传教。一些儿童、青年、妇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机学佛者，听到我们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他们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对象当中，大部分都是军人、青年、妇女、学生。我除了到学校布教、监狱弘法外，同时举办乡村同乐会、佛诞游行，等等。我还开办施诊所，展开乡村的冬令救济。尤其每遇台风来袭，我率先赶至灾区，给予受灾民众关怀、帮助。我在宜兰来来去去至今数十年，虽然没有做到“万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称我一声“宜兰法师”，这也是我人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宜兰、台北弘法十余年，感觉在台北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这里的会议特别多，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地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个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招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为了跟大家合作，为了看得起大家，更为了应该要帮大家的忙，我经常到处应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所以感觉长此以往，终非久远之计。同时，因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缘分，我曾经多次前往高雄讲经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众听讲；每次来去，聚在火车站迎送的队伍，都在几百人以上。

当时高雄的信徒，像和宜兰的信徒展开拉锯战似的，经常想出种种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终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热诚，承诺南下协助高雄佛教堂的筹建，以及帮助寿山寺的建设工程。就这样，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归路，就此落脚在高雄，成为我人生的第四个关键时刻。

我先在高雄筹建佛教堂，眼看着即将竣工，就把它交给了月基法师住持。我在寿山公园建设寿山寺，这时屏东东山寺要办东山佛学院，住持圆融尼师请我前往任教。我已经答应，但后来她向我道歉，说她所请的院长不同意我前去担任教师。

我听闻之后，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当时自己也已经有了寿山寺这个小寺院。所以我认为应该自己来办佛学院，这是当仁不让的事。

那时候我蜗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寿山寺，虽有五层楼高，但是两班学生有六十人，已经把各个楼层挤满，其中有一班学生还得在纳骨堂里上课。学生们不但不忌讳，甚至还对着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谊。其中有一个公路局的车掌阿秋小姐，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几乎每天都带水果来灵骨前祭拜，学生们也帮忙关心灵骨，同时分食祭拜后的水果。生亡同乐，也是一趣。

寿山佛学院虽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届招生时，寿山寺的有限空间，实在无法再容纳新生，因此商之于慈庄、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车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售，得款五百五十万元，买下高雄县麻竹园山坡地二十余公顷，着手筹建校舍，把寿山佛学院迁移至此，改名为“东方佛教学院”。之后陆续建设，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这就是影响我一生的第五个关键时刻了。

其实，最初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想建大丛林来安僧度众，再说我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之所以创建佛光山，一是因为寿山寺实在没有办法安置学生；二是当时由越南来华投资兴学的褚柏思夫妇，因为经济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虑，不管他们所拥有的这片麻竹园土地，是否对我有用。当时只是纯粹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买下佛光山现址。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举行奠基典礼，建寺的工程于焉展开。

当时正是佛教弘扬最低迷的时期，因为“总统”夫人宋美龄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员就业填写个人资料表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面对这种非常时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为“佛光山”，当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当我买下佛光山麻竹园的土地之后，特别租了一部游览车，号召信徒上山参观。但是车子开到山下后，必须徒步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才能上山。满车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车，甚至还说：“这种地方，鬼都不会来！”

信徒情绪性的语言，我听了并不感到失望，只有请大家在车上等待。我一个人上山，花了两小时，绕了一圈回来，心想：没有关系，鬼不来，只要人来、佛来就好了。

不过，等到真正着手开山之后，才出乎意外地发现，这块土地简直无法使用。说来实在叫人难以想象，现在的不二门前，当时是两座小山、三条深沟，我请来推土机，把两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条深沟里，才勉强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这片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顷，但是因为经年累月遭受雨水冲刷，土壤流失严重，有的山沟真是深不见底。我从山下高屏溪，总计大约买了上万辆卡车的沙石，才填出现在佛光山的这块建地。

之后我又陆续收购旁边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价一万元，到后来竟然每坪要价十万元。当时因为经费拮据，记得建设第一栋房子时，我想应该要建一间斋堂，以供大众过堂吃饭之用，但是限于经费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节省经费。

当八尺高的墙砌好，窗户也有了，正要建屋顶时，一位叫吴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献新台币十万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斋堂增高为十二尺，但是窗户已经做好了，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就在窗户的上面，再加设一层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佛光山的旧斋堂，一层楼的房子有两层窗户，这在建筑学上，也算是奇事一桩。

为了感谢吴大海先生的捐献，我把东山所建的水塔，取名为“大海之水”。佛光山开山初期，将近二十年内，都靠这个水塔蓄水，供应数百人饮用，不但解决山上大众的用水问题，也让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设之初，统一的吴修齐先生、南丰的潘孝锐先生、虹牌油漆的张添永夫妇，对山上的资助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