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我这位老朋友，写篇歌颂他的文章，是存在心中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他姓骆，个子高，背微驼，所以我们熟人之间，原来管他叫骆驼，叫了几十年。后来，大家都一把年纪，儿孙满堂，也就不大好意思这样喊了。于是，改叫老骆，倒感到别扭。

绰号，是个挺怪的一贴膏药，只要粘上了，就不大容易揭下来。因此，没有下辈人在场，我们仍旧喜欢叫他骆驼，好像更亲切些。他无所谓，他从来不懂得计较，叫什么，他是不在乎的。因为从他的外形到他的心理状态，除了骆驼二字，再找不到更传神的词语了。因为，他这一生，像一头骆驼踯躅在戈壁滩里一样，永远一步一步地，不声不响地，负着沉重的载荷，往前行进。

公事，私事，国事，家事，不论什么事，只要放在他的肩上，他都默默地担负着，从不说不。

解放前，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英文特棒，本可以到外国去的，地下党对他讲，你留下来吧，他就把船票退了。由于我们国家很长一段日子里，英文不吃香，他当然也跟着不吃香，到了“文革”那阵子，会英文，很倒霉，他也跟着很倒霉。等到改革开放，英文又走红，他老了，译书，视力不行，口译，体力不行，所以，只好在外国语学校里教外国人学汉语，顺便还教外国人打太极拳。

这很尴尬，因为，他不会功夫，还得现学现卖。

他给我解释：“可学校希望我能这样！”

“不合适你，骆驼——”

“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这话倒也不假，因为，他的英文无用武之地，图书馆，资料室，总务处，行政科，信访组，三产办，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什么没干过呀，只要领导一找他，“老骆啊……”他就明白，又要换办公室了。

八十年代初，他总算归口，到了一个能用他一技之长的地方。我跟他开玩笑，“骆驼！你这朵花含苞待放了几十年，肯定要结一个了不起的果实！”他苦笑，不语。后来，听他说，才知道语言也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中的，即使在英语的故乡，莎士比亚的词汇，也多少有些陈腐了。正如我们今天，碰上一位用文言文讲话的老学究，不但滑稽，恐怕耳朵是受不了的。因此，学院干脆要他教外国人汉语和太极拳了。

“生是把你给糟蹋了！”我为他叹息。

他反过来安慰我：“算了，不想那些，再说，有什么法子呢，就那样吧！”

看他那一脸无怨无悔的神气，我感到心悸。

我那时，很想复习一下早已生疏的英语，老先生教青年学子，嫌他落伍于时代，但辅导我这个正想学习莎士比亚的老童生，还是可以的吧！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从教材到录音带，都给准备好了。还亲自上门面授，用不着我到老师家去，而且学费免收。不但一分钱不要，连一支烟也不要，只要一杯茶润润嗓子就行。纯粹义务，无偿服务，于是这番盛情，倒弄得我学不成了。不是我不想学，而是我不好意思学了。那时，到我家教了《李耳王》，再去学院教留学生的“人手足刀尺”，正好是城东到城西，他得多蹬一个小时自行车。

“算了算了，还是晚上我去你家得了。”

“不行，我们家小孩多，太乱，绝对不是学外语的环境。”

于是我想只有彻底算了吧！“干脆，骆驼，等你告老还乡时再向你求教吧？反正，我复习英语，本来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

他很遗憾，一再说：“无所谓的，你想得太多，人活着，总是你为我，我为你这样互相帮助的嘛！”可骆驼，总是愿意为别人尽一份心力，如果找到他，他绝不拒绝，好像他是个不大懂得说“不”的好人。而别人不论怎么难为他，作践他，他也是能忍则忍，自我调节。那回，要他管计划生育，他为难了，机关里的女同志，还好说，遵章守纪，让不生，就不生，连人流都不用做，而附属的印刷厂里那些女工，任务不重，便性欲发达，性欲发达，便顾不上服药戴套，老是要突破指标，总是围着这位老知识分子纠缠。他终于找到领导，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说不，也是最初和最后的一次，向领导表示出宁肯辞职也不干的意愿，要求换一位女同志来管。

领导问他：“老骆，为什么做计划生育工作，就一定要女性呢？”

骆驼想想也对，是啊，为什么男人就不能管？他就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出来了。后来，领导再三在会上表扬骆驼，到底受党教育多年，指到哪，打到哪，让干啥，就干啥，小我服从大我，心中装着全局。我听说他这件事后，对他说：“骆驼，幸亏现在不烧窑了，否则，你还得做一回张思德呢！”

我以为他一定会笑，但他面部，毫无表情。

那时，他调到外语学校，还以为他是烦腻了他抽屉里的避孕器具，和对那些不肯结扎的女人无能为力，才离开单位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那是表面原因。时光的流逝，使老骆意识到，再不一搏的话，也许上帝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于是，打心眼里是想振作一次，无论如何，他有那一肚子圣约翰的英文，就像他拥有莫邪干将，终其一生，未能出匣而一展青锋，不能不说是憾事。正好，他早先的圣约翰大学时代的同学，现在还在一个重要部门负责；一次校友聚会，知道他在管计划生育，以为他大概用他高深的外语知识，为我们国家引进什么有关人口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呢！等到了解他不过在给男人发避孕套，给女人们发避孕药，就说了一句：“老同学，你还是归队吧！”

很偶然的，他踏上新的工作岗位。骆驼一走，原单位的领导就别提那个懊悔了。这世界上还能找到这样模范的干部吗？他听话，他服从，他驯良，他安分，他老实，他随和，他规矩，他具有这方面所有形容词的好品格，好到让人觉得他有些呆，有些克己复礼。

因为有这么一个来头，新单位的领导，对他也另眼相看，可他不是那种会拉大旗作虎皮的人物，吹吹拍拍，就更是无能了。其实，语言的一时落后于时代，不是什么可怕的，无可挽救的事情，到那个国家去住上一年两年，在那种语言环境里，自然而然就会迎头赶上的。正好有这么一个伦敦大学的进修名额，恰巧系里也意识到他去进修一下的话，对教学方面无疑会是一把好手。

就在他作准备的时候，院里一位领导找他，并和他商量，请教他怎么办才好？他本来一句话就打发的事，“你是领导，我又不是你的领导，跟我什么相干？”可骆驼永远是引颈就戮的架势，他的思维定式，就是立正，接受命令，向后转，执行任务，没有二话。原来，别的系里，有一位女教师刚离了婚，情绪极不稳定，上阅读课时，读到《简爱》里那位女主人公暗恋的伯爵，他老婆出现时，应该不至于如何激动的，她在课堂上昏厥过去了。

“这怎么回事？”

“受刺激太深。”老骆回答。

“应该怎么办才好？是不是改换一下环境？”

“这是个主意！”老骆还未觉察到自己进了圈套。

然后，图穷而匕首现，要他把这个进修名额，让给那位刚离了婚而精神承受不住的女教师。

老骆当时可以问一声：“你考虑她的精神承受能力，就不怕我受不了吗？”但我知道，你借给他胆子，也不敢说出嘴的，而且，我还相信，像他这样的好人，连腹诽，也不会有的。

他太太，他儿女，还包括我，都力主他去找那位圣约翰的老校友，讨回一点公道。他说算了，既然领导这样安排，总有他们的考虑。是啊，《简爱》才读到三分之一，她就昏在课堂上，往后再读下去，不得自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