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去听音乐会，很凑巧，碰到了暌违已久的宗先生。

我伸手向他打了个招呼，他显然看见了。正好此时开幕的铃声响了，他马上转身去招呼从贵宾室里走出来的几位首长，无心旁顾。我妻子冷冷地对我说：“我看你还是把手放下来吧！”因为我手伸出的那一刹那，他一百八十度大回转，可他一只手还没来得及随之收回，我也不便马上就把手缩回来，于是，定格在那里。

宗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快活，就是他把自己当做所有人的朋友。他向每一个认识的，不认识的来听音乐会的人，点头，微笑，致意。这当中，自然包括曾经同病房住过，成为他病友的我。那神采奕奕的眼神，看着你，又不专看着你，不看着你，你又觉得他眼梢的余光，扫描着你。这时候，于紊乱中透着镇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哪怕投鞭断水，百万大军，他也能从容不迫，指挥若定。老实说，这是本领，这是特技，不是所有在这种场合张罗的人，都具有这份能耐。否则，就没有“顾头不顾腚”、“手忙脚乱”、“抓瞎”、“掰不开镊”这些否定词句了。

我对我老伴说：“我总算亲眼目睹他的忙功了，就这开幕前五分钟，领教他真是不简单！是何等的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呀！”

我妻子说：“看他这份精神，谁能相信他曾经在死亡边缘呆过。”

宗先生是文艺界的一位忙人，有京城四大忙之称。这社会就是由一部分忙人和大多数闲人组成的。没有忙人，自然也就无所谓闲人了。正因为有闲人，才显出忙人来。而宗先生，又是忙中之忙。那四位大忙，各有忙的领域。忙吃喝忙玩乐，忙开会忙讲话，忙批判忙抄肥，但只要忙进会场，忙进剧场，就全是宗先生一人的天下了。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他自己说的，这时，统统由他包圆儿了。

你不可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多少艺术节，有多少评奖，有多少开幕式，有多少剪彩，有多少先进劳模表彰会，又有多少大型的、小型的、中国的、外国的演出活动。宗先生的工作日程表上，从元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没有一天是空白着的，经常一天要安排两项以上的活动。他太太说，我们家早把他当做已经是不存在的人了。

真可怕！他太太说这话的时候，咬牙切齿。

由此可见他确实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感觉到自己哪里不舒服，忙到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间都没有。直到一次主持本单位的工作会议，莫名其妙地咳出好几大口血，全场震惊，是那鲜红的血，才不得不放下话筒，抬到医院急救的。

一口顶多20cc，充其量也就吐了四五口，也不知人们希望他病呢，因为他一忙，大家也要陪着忙，他要病了，对众人来说，也是个解脱；还是希望他放下工作，爱惜革命本钱，好好治病，免得没有这个忙人比着，显不出别人的闲。于是，众口一词，都夸张他起码吐了一脸盆血。其实宰一头猪，也放不出这么多血。这倒使他明白了，原来他也会生病，不是铁打的，不是永不磨损，不是不会老，不是不会死。死神对谁都不会买账的，无特权可言，于是，“堆尿（SHUI）”了。

送他来的同事，把他推到我病房里，抬上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宗先生嘴里还有血沫，好像刚吃了三成熟的、带血丝的小牛排。其实，人的生命固然脆弱，很容易结果的，并不比踩死一只蚂蚁难。但一个大活人，也是相当顽强的一个生物体，这盏灯要耗起来的话，不到最后一滴油，这口气是咽不了的。

他当时主要是吓的，也包括别人虚张声势，更加重了他的恐惧。连遗体告别，八宝山火化，不知在脑子里转了多少回了。于是一副垂危的样子，两眼无光，脸色苍白，口角流血，做奄奄一息状，就差盖一张纸的程度了。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但他总是主持演出，好像也有些表演能力，重病号装得还是挺像的。

我就用我悟到的这点道理，劝慰这位同病房的宗先生。那时我因为胆结石住院，互相谈起来，彼此好像以前也听说过。他有气无力地打听医院一些情况，突然他凑过来：“请问，这张床原来是个什么样的病人？”我还没说完是个胃癌患者，昨天晚上刚进了太平间……他立刻就休克了。

于是，有人忙按呼叫铃求救，有人跑去找值班医护人员。结果，一场虚惊，纯系过度紧张所致。大夫护士最讨厌病人大惊小怪，看看，开了点镇静剂走了。

送他来的同事，可能还要开会，加之他太太闻讯也赶到了。于是同事们劝慰他几句，无非什么毛主席说过的“既来之，则安之”！好好治病，机关的事甭惦着，一个个相继告辞了。

我后来慢慢理解他太太，对她先生爱之极而恨之切的感情，她愿意他病，因为这下可以不必穷忙了，而且甚至幸灾乐祸，“这下，你可以看看你手下的兵马，都是什么人性了，你还没断气，就要抛弃你啦！我早说过，累死活该，瞎折腾什么，这回，你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主，该老实了吧？”

京城四大忙之一，此刻真是万念俱灰，叹息着：“完了，完了，说不定从这病房，直接就到八宝山了！”

我妻子见他太伤感，便劝他：“哪至于——”

对于病人，任何一个有意无意的信号，都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立刻便会荡漾起一圈一圈的漪涟。而宗先生，则尤其可怕的敏感。第一，这张病床，原来是一个胃癌患者；第二，他吐的血，是从胃里喷出来的；第三，大夫问过他，有没有家族癌症史。于是，他给自己宣判了。“癌症！百分之百——”

“不会的。”我对他说，“要是癌症，到了住院程度，怕不会让你这般轻松的了。”

“你别安慰我，把我安排在这张病床上，意味着什么，我明白。”

反正人害了比较重一点的疾病时，便总是往最坏处想，越想越怕，越怕越觉得自己害的是绝症。于是，他说，与其那样痛苦，不如自杀，不如安乐死。宗先生确实忙惯了，闲不住。一会儿要写遗嘱；一会儿要照遗像；一会儿哼《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儿；一会儿歇斯底里，要吐血，呕了半天，先还有一点粉红的唾液，吐到最后，他太太说：“你吐的东西，比我还正常呢！”这才算罢休。

幸好这时，来了一个探他病的人，手里捧着鲜花，亮丽无比，把他制造的死亡阴暗气氛冲淡了。他向宗先生说了一些机关内部，长长短短的事，包括对他这次突发病的各种反映。我也听不大懂，也不愿意听，就到别的病房聊天。等探病者离去，宗先生一迭声地叹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到了晚间，又来一位探视者，无独有偶，手里也捧着鲜花，不过要素雅淡泊些。谈话的题目，和下午那一位差不离，鸡毛蒜皮，芝麻绿豆，无非机关内部的矛盾纠葛，人际关系。好像这是中国人永恒的话题，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味之素，不说东道西，不咬耳朵，不嚼舌根，就像大便秘结一般，要憋得五计六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