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嘲讽他：“所以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做一个人，总是清醒，总是要保持清醒，也够累的。”

他们两个，一个也许太顺，一个也许太不顺，只要碰在一起，准是针尖麦芒地顶嘴。这一回很例外地，老梅非但没反驳“牢骚”，而且颇有感触地拍拍他肩膀表示首肯，接着又吆喝我们大家把杯子满上。

“你不唱了？”

“我不唱了。”

“换个题目？”

“好，换个题目！”老梅赞成了，“咱们言归正传……”

“牢骚”打断他，举起酒来：“除去老梅，为我们享受离休待遇的人，平安至死而干杯！”

“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

“你会有希望当副部长，这不，新部长登门拜访，你和他又拉上了联大这份乡谊……”

老梅苦笑：“别扯淡了！”

他是我们当中最幸运者，而且一直走运，甚至“文革”也没冲击了他什么。有一次我从干校回来，看他继续自在，不免眼红：“你倒混得不赖，造反派没收拾你？”他笑笑说：“谁当官能少了牵马扶蹬的。”当时，我羡慕他，可不佩服；事过若干年后，到了大家都该划句号的年头，对他这一辈子，我佩服，可并不羡慕了。

“我们这位新部长……”

“牢骚”不愿意听了：“你这职业病又犯了，三句话不离上司。”

“你误会了，我是说，他能记起当时许多事，也许儿童时代留下的记忆最不容易抹杀，他居然谈到了咱们班的一位同学，教他们唱过歌。”

“谁？”

老梅说出个女性的名字，怪陌生的，在座的似乎都没有一点印象，互相瞅着，看谁能想出些由头来启发一下。

“老梅，这你升官有望，你和新部长共同语言挺多的嘛！恭喜您啦！”

“你真的忘了，‘牢骚’？我才不信。”

“你不知道我脑血栓后遗症吗？”

“她对你还有过一段感情，你不会忘记的。”

“哦！我忘掉的东西太多。老梅，谈别的话题吧！”

老梅说：“不，我正想问你，你后来去过她家乡了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事我已经记不起什么了。”

老梅忽然慨叹地说：“你能有可忘的，也算一种幸福。”

谁也弄不懂他这句话，大概他是喝多了，便把杯子从他手上夺下来：“出息，没当成部长，这份颓唐，真不像是班长你了。”

“真的，回过头去看看，没有可记的，才没有可忘的。我也想了好久好久，才想起她叫黑妮——”他在那无可记也无可忘的头脑里搜寻似的，“她是我们班最早离开人世的一个，而且是横死，忘了？”

“哦——”有人想起了什么，“是不是回家跳了崖的？”

“她好像没多久就离开联大了，对不，老梅？”

除去“牢骚”可能由于脑血栓形成，记忆力损害外，这黑妮的外号，使我们一点一滴地把这遗忘的形象回忆出来了。

“她的《燕燕下河洗衣裳》唱得蛮好的，晚会节目！”

“她就是本乡本土的人，说话有点山区的味。”

“对了，老梅，她家似乎是老区哪个县的开明士绅，相当进步的。”

“后来，我们下乡参加土改工作团，她没去，她回老家了，她不知为了什么自杀了。”

“老梅，有一年春节，你和她还一块演过秧歌剧《夫妻识字》，你忘了，头上扎羊肚子手巾……”

这位班长显然被蜇了一下，杯里的酒都泼了出来。他叹了口气：“如果，我这一辈子有可以记、可以忘的，恐怕就是这最初，也是最后一次真正的爱。从那以后，我就好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怪不得他邀我们来聚聚，大家都沉默了。

“‘牢骚’，我想问一下，这也是你最早的一次罗曼史吧？”老梅拿酒杯去碰他一直擎在手中，光看不喝的酒杯。“我记得，你到底还是去了的。”

“我什么也想不出了！”

直到席终，我们也打不起多大兴致来，于是便在寂寥中散了。

我和“牢骚”慢慢地溜达回家，夜阑人静的马路上，踩着飘落的黄叶，脚下竟发出窸窸窣窣的脆裂声，清晰可闻。“牢骚”很有点诗人气质，他说：“我几乎不敢举步，真不忍心踩碎他们最后的梦——”接着，他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想想，老梅也挺悲哀，是不是？”

我停住脚，问他：“这么说，你并没有忘记！”

“不能忘的事情，永远永远也不会忘的。”

“那你们俩，当时……”

“只能是一种朦胧的、淡淡的恋情吧。那时，我们都太年轻，她是个极富幻想的女孩子，她绝没想到斗争会那么残酷。破灭了，便从她家乡有名的舍身崖跳了下去。”

“彻底绝望的必然结果。”

“死前，曾经来过一封信，他是班长，他去，也许能得到这份爱情，也许她会觉得还可能活下来。”

“他没有去？”

“当然，而且还不让我去。”

“你也没有去？”

“去了，可晚了。”

“那他今天往事重提，为了什么？追悔？”

“也许是这样。”

我问“牢骚”：“你说你忘了，又为了什么？”

“怕追悔——”

我们继续往前行进，他踩着落叶，仿佛自语地：“一个人从来没有痛苦，没准也会成为一种痛苦。你说，老梅一生，除去这一个淡淡的梦以外，还有什么？”

黄叶仍在纷纷坠落，虽然是生机的终极，但每片叶子，都有过它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