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开会，商讨防猫之计。一耗子举手说，我有高招。若是能在猫的脖子上挂一铃铛，按物理学定律，音速传播为每秒340米，猫跑得再快，赶不上声音快，所以，我们在听到它的铃铛响后，有足够的时间得以逃脱。众鼠哄然叫绝，认为此计绝对应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去给猫挂这个铃铛呢？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中国文人的命运，基本上和耗子也差不多，对于坐在龙椅上的那只猫，为了安全，为了保命，最佳之计，那就只有保持安全距离，而且离得越远越好。如果，你一定想去给他挂上铃铛，除了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米老鼠，恐怕不会有一个幸运儿能从猫爪子下逃脱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猫玩耗子，哪有耗子玩猫的道理？然而，你要知道，一个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耗子，反其道而行之，偏要玩玩这只猫，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种结局必然为悲剧的行动，在鼠类世界中，我相信其发生的可能性为零。再笨蛋，再愚蠢，再混账的耗子，除非它存心找死，不会尝试这种以卵击石的自杀式游戏。但在人类世界中，就不一定了。文人，尤其读了太多书的文人，会有干出这等事的悲剧人物。魏晋时期的何晏，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将司马懿那只“病猫”逼到墙角的耗子。当然，动笔的，哪有拿枪的厉害，“病猫”再病，也是猫，耗子终于还是被猫收拾了。可是，无论如何，这只耗子让司马懿不得不装病，不得不装可怜，即使这种一袋烟工夫的得占上风，暂时领先，也够中国文人扬眉吐气一回了。
在中国文化史上，何晏是个很有名的人物。
此人精通玄学，擅长诗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他的《论语集解》一书，很是了得，历代《论语》研究者，都不敢忽略的权威著作。这样一位满肚子都是学问的人，其实应该更明智，更清醒，更能识别利害，更能高瞻远瞩才是。但何晏，不知是学问太多，大智若愚，聪明过了头，则傻，还是身为贵裔，养尊处优，百事不省，在生活上成为一个呆子。此公对于世俗环境下如何做人，对于常规格局下如何生存，对于外部世界下如何适应的一些最普通，最简单的常识，竟然一窍不通，成了一个不识利害，不知深浅的白痴。
所以，只有这位读了太多的书，写了不少的书的何晏，才敢试一下耗子玩猫的游戏。
你还别马上就耻笑他，因为，就是他，差一点就将那只病猫拿下。如果结局是他来处置司马懿，而不是司马懿来处置他，魏晋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因此，我很佩服何晏，因为他作为一个其实是耗子似的中国文人，在玩猫的过程中，曾经成功过，曾经接近过完全成功过，那就很了不起。
专门研究魏晋文人的鲁迅先生，看不上他。所有不正经的人，在正经人的眼里，都很难得好。鲁迅先生极正经，所以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谈到何晏时，不怎么肯定他与司马懿的这一次正面斗法。中国人习惯于成败论英雄，因为司马懿最后胜了，何晏终于败了，故而着重讲此公的弱点部分。鲁迅说，“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鲁迅还说：“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当然，还包括他的“空谈”，这都是他在历史上所留下来令人诟病的恶性循环名。
一、在中国，自东汉末，到魏，到晋，从豪门望族的达官贵人，到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可以用“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十二字来概括其整体的精神状态。这些老少爷们，经常聚在一起，手里摇着用鹿科动物麈的尾巴做成的拭子，一边拂尘驱蝇，一边议论风生。有点近似茶馆的摆龙门阵，也有点近似咖啡店的沙龙集会。不能说因他的推动，举国上下，一齐以侃大山聊天度日，但社会精英阶层，文化杰出人士，基本上就以这种玄而又玄，虚之愈虚的交谈，消磨终日，何晏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这中间，上者，探讨学问，针砭时事；中者，品评人物，飞短流长；下者，闲侃无聊，言不及义。于是，便有“清谈误国”这一说。出现这种风气，既有知识分子逃避统治者高压政治的一面，也有无所事事吃饱了撑的一面。而一个社会，都在那里耍嘴皮子，述而不作；一个民族，都在那里坐而论道，乱喷唾沫，绝不是件好事情。由何晏倡起，夏侯玄、王弼等人的助长，这种手执麈尾的清谈，成为中原社会的一种颓废的风雅，一种堕落的时尚。注《资治通鉴》胡三省，对此深恶痛绝。“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末已也”，可谓流毒深远，影响广泛。
二、在中国，名曰强身，其实自戕，服用“寒食散”的病态嗜好，从魏晋起，盛极一时。鲁迅就认为古人这种食散的恶习，类似清末的吸食鸦片，为祸国殃民之举。而在魏晋年间，食散，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人士的一种标志。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由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药物配伍的方剂，因这些矿石类药，虽具有某种健身作用，能够强体轻身，或者，还具有一定的性激素作用，起到房中术的效果。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寒食散发候》一书中就说到了这点：“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但食后奇热难忍，需要散发，否则有毙命之虞。两晋期间，士人竞相仿效这种纯系自虐的行径，以示时尚，以示潮流，但也无不因药的毒副作用，和强烈的刺激性，造成相当程度的痛苦。然而，不这样也不能显示自己的品位，和所隶属之高贵阶层。因为服药者必须有钱、有势、有闲，才敢玩这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折腾自己的游戏，否则，轻则中毒，重则伤命。这种恶嗜，荼毒之广，为害之深，竟风靡至隋、唐，食散的带头者，还是这个何晏。
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我们知道，服了寒食散或五石散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份，《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你要是对国民性作一点调查研究，就会知道中国人是多么喜欢赶热闹、凑热闹和看热闹了。
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好的话，当不会忘掉二十年前，红茶菌大行其道，鹤翔桩遍地开花，神功大法欺世惑人，特异功能招摇撞骗，弄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笑话奇谈。如果你的记忆力不那么坏，当还能记得三十年前，持红宝书，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搞大批判，早请示，晚汇报，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万寿无疆，文攻武卫，造反有理等等绝非一句两句能够说得明白的行为和语汇，是怎样的泛滥成灾过啊！但这些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热闹过的事物，确实是使那时的中国人，为之跟头把式，为之连滚带爬，为之起哄架秧子，上行下效，万众一心，集体无意识地涌动着追逐着，而成全国一片红的大好形势呢！
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容易被煽动，容易盲从发飚，容易上火来劲，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甚至像文坛这样一块不大的所在，今天是裤裆文学，明天是胸部写作，后天是学术超男，再后于是网络抄手……每一个风起潮生的热点，每一件波澜涌现的事端，都会有追随之粉丝，崇奉之门徒，呐喊叫好；都会有奚落之看客，反对之群众，骂声不绝。总而言之，所有这些风靡一时，轰动一方的大事小情的背后，其实，最初都是一个或一伙领袖式人物，在那里制造这种热闹的兴奋点。
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说一个人，站在涅瓦大街上，直愣愣地朝天上看。其实，天空里没有什么，一只偶然飞过的鸟，一片偶然飘过的云，不过如此，他看得很出神，很投入。有人路过他的身边，看他观天，不知所观为何，也跟着停下脚步，把脸仰起来。接着，又有人路过这两个人的身边，看他们齐仰着脖子，怔怔地看天，也不由自主地把脖子仰起来。于是，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相继加入了这个仰脖子观天的行列。随后，路上的马车也停了下来，执勤的警察也走了过来，人越聚越多，谁也说不上朝天空里看什么，和有什么可看，但每个驻足观看的人，都若有其事地，一本正经地，看得十分起劲。
盲从和盲动，是一种动物本能，人虽为万物之灵，但有时也控制不住这种一窝蜂的愚蠢。
整个社会，和整个社会中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循着一股潮流运动。这其中，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分子，在那里制造潮流，引领潮流；有一部分后知后觉分子，在那里追赶潮流，鼓动潮流；而绝大多数不知不觉分子，则不明底细地被裹胁于潮流，不知所以地盲从于潮流。公元初，何晏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引号的“先行者”，“先驱者”，“先锋分子”，将魏晋社会带入“服散”与“空谈”的潮流之中。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能在历史的潮流中起到作用，能将绝大多数人都搅得团团转，能在时代的进程中，发挥影响，无论正面，或者负面，都非等闲之辈。司马迁说过一句话，只有非常之人，才能行非常之事，那也就是说，能行非常之事者，必为非常之人。说实在的，你可以不赞成他，你可以看不上他，然而，能让上层社会中的众多人物“清谈”，能让精英阶层的贤达名流“食散”，你就不能不佩服他确实了不起。
一个人，且不论对其评价如何，若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记，任由后人加以评说的话，应该承认总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才智、能力、禀赋，和天性等等过人之处。所以，“男子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晋大司马桓温的名言，不能说没有道理，倘是资质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生行状，无可述及，也就难以卓尔不群，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了。所以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统的，主流的文人学士来撰写，离经叛道的何晏，成为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命运了。
何晏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带了一个坏头，起到了很不好的效果。但是，话说回来，你能制造出这样影响社会的潮流吗？
何晏（190—240），字平叔，南阳宛人。他的官职，三国正始年间的侍中尚书。他的身份，玄学家兼文学家，但他最令人侧目的，身为曹操的养子，曹魏政权的驸马爷，那可是再嫡系，再正宗不过的皇亲国戚。更何况他来头不小，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何进（也有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就是引西凉军阀董卓到洛阳除宦官不成，结果自己把命送掉的国舅大人。他依赖妹妹为汉灵帝皇后的裙带关系，而顿时满身朱紫起来。汉重门第，魏重流品，何进虽为大将军，但屠户出身，很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鄙视，而不大受人们尊敬。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若不经过三代的教化，成不了真正的贵族。到了何晏这一代，果然就很出息了。这位何家的后裔，不但“少有异才，善读《易》、《老》”（据《魏氏春秋》），以才秀知名，而且还是一位在各类史书上都盛赞的美男子。看来，何家的遗传基因，到了这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尤其，他皮肤白皙，俨若施粉，连魏明帝曹睿都测验过他。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绘声绘色地描写过的。“何平叔美容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虽然吃下刚出锅的汤饼，满脸流汗，结果证明何晏面不敷粉自白，容不施洗自净。所以，曹操的小女儿金乡公主，看上了这位帅哥，嫁他为妻，从此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养子兼乘龙快婿。
魏晋时期，很讲究人的仪表和风度，尤其在意男性的阳刚之美。曹操身材矮小，颇感到有点自卑。有一次，他接见北方匈奴派来的一个使者，怕自己个头不高，派头不够，找了一个身高马大的卫士，装扮出王者的样子做他的替身。接见仪式之后，魏王随从问这位使者，您对我们主公的印象如何？使者说，倒是站在主公身后的那位捉刀人，其威武、威风、威严、威势，很有震慑的力量。
稍晚一点的嵇康，与何晏一样，也是美男子，倘非如此，也做不成曹家的女婿。嵇娶曹操之曾孙女长乐亭主，《晋书》称他“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世说新语》称他“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这两位美男子，都被曹家的金枝玉叶看中，而成为驸马，但宫廷从来是政治斗争的聚焦点，你既然敢下水，就不能怕淹死，你若是不愿溺毙，你就永远站在干岸上。成为东床佳婿的何晏和嵇康，最终还是因为这份婚姻背景而送了命。
“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晏无所顾忌，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颇为冗官。”（据《三国志》引《魏略》）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到何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其实，司马懿将他视为“曹氏一派”，只是看到他作为曹操养子，又娶了公主，这样早年间的表层现象，并不符合他后来不得志的处境和被排斥的状态。曹操活着，他是有倚仗的，曹操死后，后台没了，失去保护伞的他，自然先要受到曹操继承人曹丕的压制，曹丕死了，后又受到曹丕继承人曹睿的冷遇。何晏在这样长时期的雪藏日子里，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才华人品，无不出众的何晏，倘非自怨自艾的沉沦嗟叹，便是自暴自弃的莫名躁惘。而要通过食散，作出怪行止引人注意，通过空谈，发表怪言论令人惊诧，也是一种作为和手段罢了。
于是，直到240年齐王（曹芳）登极，曹爽亲政以前，近五十年间，始终处于抑郁压迫的精神极端失落的空虚之中。由于总不获重视，不被青睐，便形成的悖谬逆反的心理。加之他自以为卓识，有坟典之学；自以为睿智，有如椽之笔；自以为机捷，有王佐之才；自以为善谋，有韬略之能；然而，珠玉在前，市人不识货，金声玉振，大众不响应，因此，他沉湎于清谈、醉心于食药，与正统文化相忤，与主流儒学相逆，都和他所处的环境之压抑，心态之郁闷，不得施展之遗憾，长期摒弃之孤独，不无关系。所以将他定性为“曹氏一派”，其实，并非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