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障，佛教语。谓妨碍修行证果的罪恶。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中·昙无谶》：“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法苑珠林》卷七五：“如是神咒，具大威力，能受持者，业障消除。”对于中国文人来讲，最大的业障，有时并非皇帝，而是文人中间的小人之辈，那才是永远摆脱不了的梦魇。
苏东坡，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之所以永生，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代表着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漫长历史进程的时代。不是所有文人都能享此殊荣，能够称之为一代文人，那是少之又少的。正如我们说到汉，你马上想到的是司马迁，说到唐，你马上想到的是李白，说到清，你马上想到的是曹雪芹，说到二十世纪，你马上想到的是鲁迅，那么，说到宋，你马上想到的，肯定就是苏东坡。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史》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教授小食堂里那碗“东坡肉”。因为没有这位发明了这道名菜的文人，大家也就欣赏不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佳肴了。而在这九百年中，中国饮食文化这个领域中，以文人的雅号来命名一道菜肴的光荣，第一位当数苏东坡。
1080年，苏东坡谪居黄冈。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他在杭州任上，着力修浚西湖，筑堤防汛，杭城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作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市民为了感谢他，送来了猪肉和酒。苏东坡写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就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诀窍。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中国的读者——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吗？九百年来，中国人鲜有不知道苏轼这位文学大师者，鲜有不知道苏轼的作品者，略不思索，即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歌赋，也是大有人在的。只一句耳熟能详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多少中国人顿生登高望远之胸襟，而能淡看世象纷纭，朝云暮雨；而能冷眼人事变迁，寒来暑往，从而获得须臾的超脱，片刻的放松，这正是我们称之为“一代文人”的不朽魅力。
毛滂《上苏内翰书》说，苏轼“名满天下，虽渔樵之人，里巷之儿童，马医厮役之徒，深山穷谷之妾妇，莫不能道。”清·赵翼《瓯北诗话》说：“东坡才名震爆一世，故所至倾动。士大夫即在谪籍中，犹皆慕与之交，而不敢轻。”这说明苏轼的一生，虽屡遭排斥打击，构陷迫害，但如日中天的声望和知名度，在宋代作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这也是他始终逃脱不了小人纠缠的由来。中国人比较习惯于罐头沙丁鱼式的生存方式，大家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你不比我胖，我不比你瘦，可以相安无事。可你苏东坡突然体积膨胀，体重增加，冲出罐头，另辟天地，那些仍挤在罐头里讨生活的人，能饶了这个成功者吗？更何况那些一肚子坏水的魑魅魍魉？
幸好，苏轼生在宋朝。这个所谓的“幸好”，并非他碰到的对手王安石，以及他卵翼下的同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党同伐异集团、势利小人集团，都是脓包蛋。这些构成苏轼一生业障的梦魇，其狠毒，其歹恶，不亚于历朝历代以整人为业的食肉动物。而是大宋王朝的统治者，第一，与那些半文盲的农民皇帝视文人为世敌不同；第二，与那些半开化的异族皇帝视文人为宿仇不同。因此，苏轼虽坐牢而未杀头，虽流放而未株连，虽蒙羞而未踩上一万只脚，虽批倒批臭还能写诗作画到处旅游。
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重渡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堂堂正正地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是凄风苦雨，哀鸿遍野；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如果讲宋文学史而无苏东坡，该少掉多少精彩？
苏轼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题曰《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此人所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邓绾……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就是因为苏轼生在大宋王朝。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也是个很出色的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他不能忍受苏轼不但不合作而且反对的态度，作为文学家，他不能接受后来者居上而自己黯然失色的现状。所以，整不死他，也得整倒他。王安石整不死苏轼，不是他心慈手软，而是宋神宗不想整死苏轼。宋神宗之所以不想将苏轼置之死地，是赵宋统治集团不那么与文人为敌的政策所决定的。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有些恼火，大概也是实情。别人挑拨说，陛下！他在骂万岁爷您呀！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揭发出来的苏轼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何薳《春渚纪闻》载：“公在黄州，都下忽传公病没。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闻此语，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据《词林纪事》：“神宗读：‘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
一般来讲，文人被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皇帝惦着，绝非好事。不过，宋神宗赵顼如此关注一位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属于凤毛麟角，极为罕见的事例。
据宋·方勺《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成，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