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文字狱案中，有两个名为“名世”的文人，常被混淆。一为《南山集》记南明事而被康熙开铡的戴名世（1653—1713），一为附年羹尧写拍马诗而被雍正收拾的钱名世（1660—1730）。雍正这个人，颇具阴刻的幽默感，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令其高悬于自家门口，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必做之事，要向这块御题匾额磕头悔过。“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颙，字中孚，号二曲，理学名士，闻于关中，为陕西盩厘（今周至）人。与孙奇逢、黄宗羲并为“清初三大儒”，又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共称为“关中三李”。是一位重磅级的学问极高、品望极著的大人物，《清史稿》称他：“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难怪康熙如此高看，如此关注，如此当回事地，竟屈尊要到西安来会他一会。
李颙幼年失父，家贫不能自给，无力支付塾师束修，乃辍学自读。曾讲学东南，主持书院，问名求道者，不绝于途，成为一代宗师。玄烨不是一位附庸风雅的政治家，是一个相当识货的统治者，他既然要追求这个广告效应，那必然会物色这样一位具有票房价值的明星。
当时，陕人一概呼他为二曲先生，这也是中国人喜欢以地名代替人名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周至这个县名，是解放后给简化了的。原来的繁体字，难认难写，但有讲。水曲为“厔”，山曲为“盩”，他也就自号“二曲”。一个文人能得到家乡父老子弟的如此认同，能得到当时士林杏坛的如此敬重，自有其非同小可之处，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其实，说白了，康熙所戒惧的，也是百姓所赞赏的，一是他始终保持着虽不得不妥协但绝不阿附，不得不苟全但从不合污的清流身份；二是他始终保持着宁可清贫，不失节操，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遗民心态。
对任何统治者来讲，文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是不会太放在心上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早就把耍笔杆者的软骨头和脓包蛋，看得死死的了。无论哪个朝代的知识分子，不管明朝的还是清朝的，不管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按其生存态度而言，绝大多数是奉行“活着主义”的。在他们心目中，活着乃人生第一要素。活得好，当然好，活得不好，也要活下去。再好的死，不如再赖的活。活着，既是最高纲领，也是最低门槛。这类聪明和比较聪明的文人，通常不会抱残守缺，通常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砸，通常不会只在一棵树上吊死自己，面对明清鼎革而发生的突然变化，这些“活着主义”者，相当程度地不自在了一阵。当最初的躁动不安期过去，随后的徘徊观望期过去，很快也就接受新主子坐稳了江山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遂有了改换门庭，重觅出路，调头转向，再寻新机的抉择。一个个或认输，或低头，或膺服，或投诚，来不及地向新朝效忠。对这些大多数信奉“活着主义”者的文人，康熙看得透透的，只消诱之以利禄，威之以强权，不愁他们不诚惶诚恐地跪拜在丹墀之下。
但是，文人之中，并非皆是随风转舵，见机行事，改头换面，卑躬屈膝，信奉“活着主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将品格的完整、言行的一致、信仰的忠贞、操守的纯洁，视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境界，他们认为信念、理想、主义、真理，是与生命等值的精神支撑。既然如此，皇上说什么，威权说什么，主流说什么，甚至，老天爷说什么，他们那一根筋是不为所动的。
所以，像李颙这样既不抵制，也不反抗；既不合作，更不顺从的文人，在关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产生的强大感召力，是康熙的一块心病。
早在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年轻气盛的玄烨，时方二十四岁，曾经想藉“博学宏词科”的征辟运动，使这位“关学”的领袖人物李颙就范，那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已经很难厘清其时吴三桂正叛，战事吃紧，忙于调兵遣将镇压三藩的康熙，应该不会抛出，而且似乎不必急于抛出，这样一个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措施的隐情了。
我不禁想到，在这一年前的1677年（康熙十六年），所发生的两件事，是促使玄烨忽然心血来潮的起因。一是这年的十一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两个月，一个聪明得不能再聪明，滑头得不能再滑头，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高士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中书，这个中国文人中玩文学、玩政治的八段高手，对此举的推动，当有重大干系。中国文人之收拾文人的不遗余力，远胜于中国皇帝之收拾文人的雷霆万钧。皇帝之收拾文人，固然可怕，但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文人之收拾文人，不但可怕，政治之外，还会纠缠进复杂同行相妒、文人相轻的感情因素，那结局必更为刻毒惨烈。他成为康熙倚重的文胆以后，绝对有可能，出这个馊主意。作为文人的他，作为同属顶尖文人的他，对那些不曾失节，更未叛卖，学望深远，举足轻重，品格完整，民望所归，一言一行，模范天下的同行，自然有一种无颜故国的惭恧。我相信，推动玄烨加快实施整肃政策，反映了高士奇拉大家一齐下水的阴暗心理。
高士奇（1643—1702）又号江村，杭州人。据说他进出内廷，必出袖中小金弹丸，馈送小太监们，故尔康熙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在其掌控之中，由此而获宠遇。御史上书弹劾过他，说他“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
然而，康熙却认为：“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所以，他始终得到康熙信任。看来，一个聪明、滑头的文人，只要能唬住皇帝，再糟糕也能飞黄腾达的。
二是这年的十二月，康熙发出“博学宏词科”谕旨的前一个月，经学家张尔岐去世，这本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张尔岐与李二曲过从甚密，加之作诗挽之的顾炎武，又同时是这两位在经学、理学方面领衔者的共同朋友。虽然挽诗并无犯忌之处，“历山东望正凄然，忽报先生赴九泉。寄去一书悬剑后，贻来什袭绝韦前。衡门月冷巢□室，墓道风枯宿草田。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但这种非体制、非主流文坛的地下活动，绝对是统治者所不乐见的。而且，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李二曲》条目中所夸张写出来的状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宴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玄烨本来是个“意识形态恐惧症”者，他的情治系统会不把这班与他不搭界、无交接、自成系统、意气相投的文人活动，如实禀报么？
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且介亭杂文》）
李颙之所以能够作遗民，在夹缝中求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杜门不出，孑然一身，不收门徒，不涉时政。如果他像汉代的孔融那样，“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搞一个裴多菲俱乐部的话，我估计二曲先生的脑袋早就不在他脖子上了。对皇帝而言，一个半个文人，无足轻重，一拨一群文人，那是放心不下的。
所以，转过年来，大正月里，玄烨发出“博学宏词科”的谕旨。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宏儒，振走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处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不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据清人佚名著《啁啾漫记》：“康熙十七年戊午，圣祖特开制科，以天下之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曰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各荐举来京。于是臣工百僚，争以网罗魁奇闳达之士为胜。宰辅科道题荐八十三人，各衙门揭送吏部七十二人，督抚外荐三十一人，都一百八十六人。”“虽趋舍各殊，然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近代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当征试时，有司迫诸遗民就道，不容假借。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而美其名曰，圣天子求贤之盛典也，其然岂其然乎？”
名曰广揽天才才彦，实为文化整肃运动，用一网打尽的办法，将当时顶尖的中国文人，长官点名，朝臣指认，地方举荐，府道选送，类似锄草机的刈割，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统统强迫纳入大清王朝的主流体制之中。或入翰林，或为史官，或予闲职，或允致仕，那些曾经是对立面的，曾经是反清复明的，曾经以遗民身份不与清廷合作的，曾经誓不薙发，誓不胡服左衽的文人，如今端着人家的碗，岂有还不服人家管的道理。
其中，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以死拒得免，周至县的李二曲就谢绝了这次征辟。“李颙被征，自称废疾，长卧不起。陕抚怒，檄周至县令迫之。遂舁其床至西安，抚臣亲至榻前怂恿，颙遂绝粒，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抚臣犹欲强之，颙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惊，乃免。”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统治阶级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地方长官“骆钟麟之于李颙，更优礼备至。曾为之捐俸构屋，俾蔽风雨，时继粟肉，以资侍养。”“俸满将升，念去后无以赡给，为置地十亩，聊资耕作。”其他如富平令郭云中、督学许孙荃等官员，对李颙也有过相当的物质援助。也许这是中国久而久之的一种文化传统，对于真正有学问的文人，对于真正认真著述的文人，还是怀着敬意的。也并非任何一个有棍有棒，有刀有枪的官员，都以施虐于文人为己任的。
俗话说，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你逃过康熙十七年的“博学宏词科”，你逃不过康熙四十二年的西巡召见。大家一致相信，文人被皇帝惦记着，与被贼惦记着，倒霉的概率是差不多的，早晚会是一场灾难。估计这位关中的学术栋梁，大概是进入其生命的倒数计时，竟有人忽悠着该为他准备祭文了。
当时，李颙已经举家迁至富平，这一天的这个小县城，驿道上来自省城的车骑络绎不绝，县衙里传递消息的差役往来穿梭。如果当时有直升飞机的话，肯定也早就降落在富平的骡马店门口，掀起满城风沙，恭候老先生上轿了。因为那些按察司、布政司、督学、巡抚、提学等有关官员，也是上窥天子颜色，是晴光霁月，还是彤云密布，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至于李颙去或是不去，他们早就做了准备，去，有去的待遇，不去，有不去的处置。关中的冬天很冷，滴水成冰，官员们在李颙的土室门外，等候消息，冻得脚疼。行伍出身的抚军博霁说，索性一根绳子拴了这老汉走！做官做得很油的鄂海说：“圣上只说恭请，可没交待押解，先别鲁莽行事，待我再问一声。”
终于，土室里传出话来，二曲先生因病不能赴省城，不过，他将打发他的儿子代表他去参见圣上。
他当然不能去，去了还是那六十年一以贯之的李颙吗？看来，这位老先生虽然愚直，但并不迂执，想出来这样一个转圜的措施，好教那位康熙皇帝以及众多臣属，得以有一个台阶下。这边厢的高官们面面相觑，不敢做主。他不去，他派他的儿子去，能算是他去么？他的儿子代表他，是否就能说并不等于他去呢？好在富平离长安不远，快马跑趴下数匹，马鞭抽断了数根，最后传来最高指示：“今上知先生抱恙，遂有‘高年有疾，不必相强’温旨，随赐书‘操志高洁’匾额及御制诗章，并索先生著作。”
愚直之愚，可能是“大智若愚”的“愚”，而迁执之迂，则必是“迂不可及”的“迂”，一愚一迂，音同意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每当谈及中国文人之愚和迂，我就会想起清朝康熙年间的这位老先生，他大概算得上当时最具典型性的，最具戏剧性的，既相当愚直，但又相当不迂执的中国文人了。
康熙是何等天纵聪明的君主，当他过潼关发出召见手谕时，如果所欲见者不是李颙，而是别的什么脓包蛋，鼻涕虫，早就涎着一张肉脸在西安等待着了。既然他不来，派了高官去敦请也不来，他大概是死不会改变主意的了。如今答应派他的儿子来，若是不就坡下驴的话，那只有诉诸强制手段。康熙肯定算了一下账，强迫他来，得到的多呢？还是这样优容宽待，大度豁达，由他自便，得到的多呢？于是，短暂的喧闹复归于平静，那间土室的柴门重又掩上，只有暮色苍茫中的寒鸦，给关中大地添一点生气。
中国文人之中，正是由于有李颙这样力求品格完整的人士，当他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全力以赴，虽摩顶放踵，也在所不计。当他认定不做什么事情，或者，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虽斧钺刀锯，架在脖子上，也不为所动。所以，数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文化传统之薪火相继，礼义廉耻之不绝如缕，恐怕也是与这些人坚持理想，发扬精神，不变初衷，始终如一分不开的。
要是大家都聪明得如墙头草那样，东风来，向西倒，西风来，向东倒，那结果还真是不堪设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