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很重要，对文人而言，尤其重要。
文人的感觉，分两类：一是为文时的感觉；二是做人时的感觉。前者很重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后者更重要，却未必是很多人真正知道的。
从文学角度看，前者压倒一切，再正常不过。连文学感觉都没有的人，尽管非常努力，写作品多少部，尽管非常刻苦，出文集若干卷，说了归齐，在文学史的眼光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菜鸟一个。
我从来相信，一个作家，没有迅捷灵敏的文学感觉，没有举一反三的联想能力，没有丰富充沛的反射思维，没有望风捕影的虚构功夫，哪来灵感进发，哪来创作冲动呢？一句话，文学这个职业，还真有点儿特殊，大概得有一点天赋。这样说，颇有点儿唯心论，但事实摆在那里，每朝每代都有存诸史册的皇帝，但不等于每朝每代都有垂誉千秋的作家。说得吊诡一些，能捧文学这碗饭吃，三分努力，七分天赋。没有天赋，你十分努力，十二分努力也白搭。所以，想搞文学和能搞文学，是两回事，爱好文学和擅长文学，是两回事，从事文学工作（哪怕你当上了文学总司令）和从事文学写作，也绝对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没有文学天赋？你有没有文学感觉？这是为作家最起码的刚性需求。既无天赋，又无感觉，封你为文学之父或者文学之母，终久也是要归零的。
因此，拥有好的文学感觉，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拥有差的文学感觉，大概也就只能写出滥竽充数的作品了。至于那些文学大师，无不因为拥有超好的文学感觉，才写出存世不朽的超好作品。然而，翻开文学史，拥有好的文学感觉者，未必拥有好的做人感觉。结果，为文甚佳，为人失败，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很多。曹丕在短短的《典论》里，曾说到两位东汉文坛大佬，班固和傅毅掐架的故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什么叫“不自见”，就是对自己失去感觉，麻木不仁；就是用放大镜看自己的长处，用显微镜看他人的缺失。“自见”者，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别人几斤几两，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自见”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光看到别人的不足，看不到其实自己更差，摇头晃脑，神气活现，感觉失灵，贻人笑柄。这种“不自见”的现象，颜子推在其《颜氏家训》中，举了不少例子：“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
颜子推正统一点，正派一点，因而对以上这些名流大家，责切言厉，刀刀见骨。这是当下那些红包文学批评家，绝对做不到的，并非他们眼拙，也并非他们胆怯，而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批评家心中的那个鬼，看到人民币，立刻没了脾气，立刻敬礼鞠躬，立刻伸出舌头，立刻溜舔金主。颜老先生活着的南北朝时期，没有作品研讨会、推介会、首发式，没有这个奖、那个奖，自然也就没有饭局，没有红包，没有整版唱赞歌的文章和大把大把的奖金。因而颜子推心中坦荡，上溯秦汉，下至魏晋，批了一溜够。还应该看到，从上古到中古，文人并不太多，再加之造纸术很落后，印刷术不发达，作家相当有限，颜老先生才有可能综观上下数千百年，做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结论。要是颜子推从棺材里爬出来，看到如今作协的省市会员成千上万，出版的文学作品成千上万，发出的文学奖金成千上万，养活的批评家也成千上万，恐怕再写《颜氏家训》的话，对于当下那些分明狗屁不是，却颇扬扬自得，嘚瑟没完没了，发飙无休无止，不知东南西北，不知天高地厚，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在话下的轻薄文人，要进行批评的话，就非上面那305个字而是305万字也未必能概括得了的。
看起来，文人的这两种感觉，非同小可，马虎不得，缺一不可。
如果说文学感觉有高低之分，那么做人感觉则是有优劣之别。前者的高和低，不过程度上的差别，后者的优和劣，则是本质上的不同。文学感觉的高低，体现在作品上，无非好差之分，做人感觉的优劣，表现在处世上，则是是非之别，这也是做人感觉要重要于文学感觉的原因。遗憾的是，很多古往今来的文人，文学感觉好了以后，做人感觉不知为什么就差，甚至很差。颜子推文中提到那位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诗写得那个好，好到无人敢贬一词，人做得那么差，差到无人敢道他一个好。毛泽东读其诗《登池上楼》，批注曰：“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可见这位诗人，其做人的感觉是多么差劲了。老子曾经说过：“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难道人望高了，名声响了，就一定要走向反面吗？一些大佬、前辈、权威、要人，上了年纪以后，不顾令名，不拘小节，不知轻重，不识大体，而为人诟病，而被人非议，这似乎是文坛上断不了的乌烟瘴气。毛泽东说谢灵运“晚节造反”四字，虽系指诗人最后弃市广州的结局，但言简意赅，深意存焉。晚节的“晚”，也是对所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人士，一个善意的提醒。
现在来说说明代万历年间的首席文人王世贞，他生于公元1526年，死于公元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按《明史》，有“晚年攻者渐起”的贬笔。说明此公也是一个在文学感觉上，为人感觉上，逐渐离谱的大人物。同时代的归有光“诋王世贞为庸妄巨子”，汤显祖则“至涂乙其四部稿，使世贞见之”地加以攻讦，而稍后的“公安三袁”，则“乘其弊而排抵之”，屡出不敬之词……然而，以其毕生的声望行状，等身著作，不朽价值，深远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有明以来的第一文人，还是当之无愧的。犹如我们谈论文学史，说到唐朝，首先想到李白，说到宋朝，首先想到苏轼，那么，说到明朝，首先就会想到王世贞。他不但是大家公认的文坛盟主，同时还是人所共允的史学巨匠。特别是在才俊辈出，云蒸霞蔚，文章璀璨，风流尽显的明代文坛上，他成为了一个拥护者甚众，追随者甚众，反对者不少，诋毁者更多的焦点人物。
被一致看好的作家，未必真好；被一致看坏的作家，未必真坏，这大概也称得上是真理了。王世贞的文学成就，如日中天，但王世贞的为人处世，却臧否不一。唯其有人赞，有人弹，有人捧，有人谤，才是值得刮目相看的真作家。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里也持这样的观点。“王世贞与李攀龙齐名而才实过之，当时娄东历下狎主文盟，奉之者为玉律金科，诋之者为尘羹土饭，盛衰递易，毁誉迭兴，艺苑纷呶，终无定说。要之世贞初时议论太高，声名太早，盛气坌涌，不暇深自检点，至重贻海内口实。逮时移论定，向之所力矫其弊，以变为纤仄，破碎之习者已为众所唾弃，而学者论读书种子，究不能不心折弇州，是其才虽足以自累，而其所以不可磨灭者，亦即在此。今其书具在，虽未免瑕瑜杂陈，然举一时之巨擘而言，亦终不能舍世贞而别有所属也。”
而王世贞能够达到《明史》所称的“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的名望高度，乃形势造就，乃潮流推动。也是蒙元帝国摧毁中原文明，灭而不绝，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深厚渊源将他推拥到这样一个尊崇的位置上。中国文化之起复兴衰，多因人主中原的边鄙民族，自身文化低下，而生出的弱势心理。此种心理之下，他们势必要采取黑暗至极的野蛮手段，对先进文化的地区和人民，实施其恐怖统治。蒙元征服中原后，除了进行掠夺、抢劫、蹂躏、践踏外，还将人分十等，九儒十丐。其屠灭文人士子之斩草除根，抵制文明文化之不遗余力，根除传统思想之干净彻底，否定历史渊源的全面虚无，实施全面的反文化、反文明的精神荒漠化运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从公元1206年到公元1368年的162年间，元朝统治者等于一口气进行了16次“大革命”，能不造成华夏崩毁，神州陆沉，文化断绝，一劫不复的下场吗？
民国初年的柯劭忞，著《新元史》，在《文苑传》中写道：“然蒙古初人中原，好问之学不甚显于当世。”这是对野蛮民族杀灭文化的委婉说法。其实，这一百多年的统治中，整个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为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国户数锐减为1500万，人口只有7500万。在遍地尸骸，触目血腥，朝不保夕，杀人如麻的日子里，中国人（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民族）都快死光了，文学还能有一丝生气吗？所以，明代出现中国历史上继唐、宋以后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乃时与势的必然，既是因中国文化生命力屡兴屡灭的强韧，也是因中国文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坚定。结果，时代的造就，形势的必然，王世贞应运而生。
如果不是朱元璋这个心理变态的农民，也许轮不到弇州先生享此殊荣。在中国，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有在意识领域中，在文化状态上，处于劣势的民族、阶层、群体、个人，对于文明，都会有一种心灵的恐惧；对于文化，都会有一种情感的拒绝；对于文人，都会有一种偏执的忌畏；对于所有上过学的、读过书的、有知识的、有学问的士人，都会有一种非我族类的隔膜。朱元璋就是这样一类冥顽不化者，一旦拥有权力，必然要泄愤、要报复、要整肃、要收拾，等到君临天下，坐稳江山，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必然要焚书坑儒，大开杀戒。这个流氓无产者，不但杀尽了一大批在元朝统治下勉为其难的知识分子，也杀光了一大批与新朝合作并且卖力奔走的知识分子，最后，与他一起打江山比他多识几个字的革命同志，也被他消灭殆尽。有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全部文人中，只有两个人受到腰斩极刑，一为秦朝的李斯，一为明朝的高启。李斯只被拦腰铡了一刀，而高启却从头到脚，被铡成八段。文学这东西，胆小，怕惊吓，哪禁得起朱重八这种将文人剁成肉糜的歹毒？于是，本应在明初出现的这场文艺复兴，一直到正、嘉、隆、万，才姗姗而至。
斯其时也，明代文学史可谓兴旺发达、花团锦簇，继杨升庵之博学、文徵明之儒雅后，就是王世贞的出足风头了。加上李攀龙的复古，李卓吾的异端，何心隐的侠游，唐顺之的史著，归有光的制艺，李时珍的本草，汤显祖的惊梦，屠长卿的风流，徐文长的孤绝，吴承恩的《西游记》……一直到万历年间《金瓶梅》问世，明代文艺复兴运动，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写作，心境很重要，而心境取决于环境，环境决定于气候。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作家很难静下心来执笔为文。在这样一个各展丰姿、各呈异彩的氛围里，王世贞异军突起，独领风骚。由于他出身官宦之家，受到良好熏陶，博览群书，勤奋为文，所以嘉靖年间，他是一个文章脱俗，令人耳目一新，议论出众，左右社会舆情，唱和应制，无不得心应手，才华横溢，目为一时之秀的时代先锋。他这一生，虽说不上顺风顺水，一路鲜花，但也少有波折，无大罣碍。只是“嘉靖三十八年，父忬以滦河失事，（严）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忬竟死西市”受到打击，到了隆庆朝，他该有的全有，该得的全得。甚至连《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著作权也算到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