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终于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那把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顷刻间，血喷如射，四处飞溅，那位待诏以及在场的狱卒，对这意想不到的突然事故，简直来不及反应，都吓呆了干站在那里。
他，神色不变，还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点讥诮意味的笑容。
这自然是隔了数百年后的臆测，但也是这位老人势所必然的表情。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活得实在不能再活的时候，大致可出现两类情况：一类是自杀，宁折不弯。自杀是需要大勇气的行为，能够下决心自杀者，通常不是懦夫；一类是不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趴在地下当狗、当狗屎、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结果自己的生命。
我属于后者，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逼得我曾经尝试过自杀。那是在山区，悬崖峭壁，只要脚一歪，就是粉身碎骨的结果。我怯懦了，因为我见过山区老乡用这种办法处置过老牛。耕牛是不许宰杀的，然而这头牛太老了，而乡亲们又久久没见过荤腥，于是，队长叫来一个地富子弟，让他干这件事，万一上面责怪下来，好拿他去顶罪。即使老牛，它也不想死，当它大半个身子翻滚下去，前面两条腿还拼命攀住巉岩，那求生的欲望，让笔者益发感到自己弄死自己之艰难。看到老牛怖死的一刹那，算了，笔者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任人践踏的狗。
李贽敢自杀，笔者佩服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十分的强人，但是，他敢于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三教归儒说》）的东西说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们说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绝对真理说不；对“六经”《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说不；对体制内一切认为正常的游戏规则说不的这种反叛精神，在只许点头称是，而不准抬头说不的封建社会里，实在是极有勇气的行为。翻开中国文化史，如李贽般逆潮流者，简直寥若晨星，如李贽般唱反调者，更是空谷足音。天下舆论一律，没有反对声音，大家匍匐在地，无人胆敢直腰，这恐怕就是封建社会得以迁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中国的士，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骨头里过分缺钙，统治者才为所欲为，行所欲行，作威作福，肆无忌惮。
李贽不该到北京来的，但他的性格决定他非来不可。还未进朝阳门，只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诏狱里去。理由很简单，李贽是祸水，“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在麻城两次被州抚勒逐出境，现在此人已经到了通州，天哪！“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告御状者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坏蛋一个，正是李贽咒骂了一辈子的伪德学、伪君子之类。其实，李贽早几年就对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说过：“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这一状告得正中下怀，但很遗憾，对麻木的晚明社会，没造成一点轰动效应。相反，在纸醉金迷的首善之区，李贽被逮，关进大牢，无声无息，不闻不问，多他这个人，少他这个人，既不影响吃饭，也不耽误睡觉，这使他很伤自尊。于是，他决定自杀。
他学问当然很大，但对于切腹割腕自缢饮鸩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许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尤其明代）宁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鲜有决绝而自杀者。于是，无章可循的他，选择这种割脖子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生命，看来是平素里他太太杀鸡杀鸭，给他的启示了。虽然未能一刀毙命，但自杀是成功了，他很欣慰，无论如何，他要最后一次让国人震惊，让历史震惊，果然也达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这是发生在公元1602年（万历三十年）春天北京的事情。这年，李卓吾已经75岁，如此高龄的自刎者，若放在当代，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老夫子在死亡线上折腾了两天以后，终于因为喉管被割的缘故，在无法言语的难堪沉默中，与世长辞。呜呼，大师远行，凡尘两隔，再也听不到他那闽南口音的刺耳之声了。农历三月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风沙飞扬的天气，应该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这个众人都不敢说“不”的国度里，这是送别大师的最好场景。
李贽之死，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别人，包括爱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个解脱。说实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卓吾老子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给自己定下了太多的目标，多到了闹人的程度，实在是不敢恭维的。其实，这些在他古稀之年还要去奋斗、去树立的东西，只不过是他数十年来所作所为的平面延伸，同类项的不断反复罢了，对于他，对于别人，已不再具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
有一支小提琴曲，叫《无穷动》，听一听那休想宁静的旋律，对于了解李贽，也许会有帮助。闹，或太闹，是中国文人一旦有点名声以后，便患有的永远治愈不了的痼疾。除非他死，死了死了，没办法闹了；除非他病，病得不轻，没力气闹了。舍此而外，只要这些人物不死、不病，文坛就永远有热闹好瞧。
古人云，强弩之末，难穿鲁缟，谁都会有这一天的。可李贽犹不收弓，犹以为尚能百步穿杨，犹拉开架子跃跃欲试，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难以逃脱的最后悲哀。观众对这类戏演完了，仍不肯卸装的角色，只有悲悯，而不同情。因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着茅坑不拉屎。李贽应该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经是你。你辞官，你落发，你遣妻送女，你成为云游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单身汉，早就定型了。折腾，是李贽，不折腾，还是李贽；闹，不会多，不闹，也不会少。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名声，有时候比金钱，更能弄得人魂牵梦萦，颠三倒四。李贽这一生，之所以远离家乡，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过着这种仰鼻息于豪门、吃白食于官衙的日子，议论讲学，授徒交友，著书立说，招摇过世，就是保持这种体制外的领袖群伦的地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在世圣人。
凡人物（或其实算不得人物，只是自我感觉到果然也是个人物），都会程度轻重地患这种病。一旦发现居然人五人六了，从此，就不做那个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众人眼中的那个人物了。只要有那么几天，不见报纸上出现自己的名字，不见电视上露出自己那张肉脸，浑身五脊六兽，软不拉塌。必须出镜上报，必须亮相曝光，必须有点动静，必须闹点名堂。这样，才像阳痿患者服了伟哥以后，能够硬绷起来，能够坚挺起来。这样，他个人金枪不倒，倒不打紧，崇拜他的，为爱护他，不得不陪着累；嫌恶他的人，为防范他，不得不跟着累。
李温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个尤其爱闹的人，已经闹得刹不住闸，必须按这种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闹到底。汤显祖就埋怨过他：老先生啊！“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汤显祖《叹卓老》），你老人家干吗一定要闹到天子脚下呢？但剧作家哪了解尊师是绝不怕闹大的底里，他一定要随马经纶御史到通县来，也是觉得在麻阳，在南京，闹动的震撼度不够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连忙招呼下人抬门板过来，他躺在上面，让送到京城。谁知审判长不把他当回事，“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温陵传》）
听说要将他遣返原籍，李贽觉得这场戏真是该演完了。他一生两畏，一畏回乡，二畏回家，是绝对行不得的。于是，决定自杀，而且采用了近乎“行为艺术”的死法，也透出他必闹到别人目瞪口呆的风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风沙，显然比现在的状况还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贽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写过一篇《游高梁桥记》，讲到与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门外踏青，被沙尘暴刮回来的狼狈，“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可见风沙之烈，也可见彼时的中国人，尚无牙刷和刷牙这一说。就在同样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边，人们冒着扑面噎口的扬尘，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贽。“行年七十六，死无一棺”（陶望龄《歇庵集》），这倒也符合卓吾老子的一贯精神。
沙尘能将元大都的遗址，埋在地下不见踪影许多年，但是，掩埋李贽尸骸的那杯黄土，却遮挡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争议一直伴随着他的名字，讨论到明末，讨论到清初，褒者有之，贬者有之，官方封杀，民间传播。死了以后还要让人不安生，说明李卓吾一生没有白闹。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学问家，对李贽的行径持反感态度。如顾炎武：“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如王夫之：“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稍后一点，在朝的王士祯也同样：“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更甭说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和撰《明史》的张廷玉了，对李贽简直近乎唾弃了。
其实，即使如李贽最看重、最推许的，甚至向其请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门生乎”的焦竑，也对这位闹得十分厉害的老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当焦考中一甲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编修后，李贽很想依附于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闲”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贽在他《焚书》中，收录了那么多的《与焦弱侯书》，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园集》和《澹园续集》，却绝不保留一封他给李贽的书信，显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丛话》一书，虽记万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并非只字不提同时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贽的名字。看来，李贽的闹，对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者来说，颇有点格格不入。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间，老先生又给挖出来热闹了一场。谁让他四百年前，抬举那位名叫武则天的女人呢？于是，被四百年后的另一位女人，引为青衫知己。这次，李贽以“高级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脸，很不体面。一时间，他的《藏书》《焚书》，重印出来，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艳阳天》挤到一边去，堂堂陈列于书店柜台正中为热销品。好在评法批儒，雨过地皮湿地过去，老先生与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总算没有请到写作组当高参，万幸万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为代价，不屈不挠“逆潮流”到底，说“不”到底。作为中国文人中特别能闹者，总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在世圣人者，多少患有一点自大狂者的这一种人，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对象。当然，这类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如今这等活“圣人”的肚皮里，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外，别无长物。环视当下文坛，草包实在太多，菜鸟尤其不少，像李贽这样有学问的自以为的圣人，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咧！
李贽，福建晋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统，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汉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乡试及第，也就是俗称的中了举。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离开老家，携家眷到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约相当于县教育局的督学。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因为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不好擅废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缩微的政府机构，养一批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