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而优则仕”之说出现以后，在中国，数千年来，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便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懈，奋斗终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滥觞者孔夫子没想到的。他，还有孟子，还有其他门徒，所构成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后人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当作耳旁风。独这一句，书为敲门砖，敲开为仕门，是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全力以赴的事情。
由此，这些向“学而优则仕”目标奋斗者，心灵深处，对于权力的亲和性，对于长官的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的依附性，对于在名利场中分一杯羹的竞逐性，一代一代遗传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溶化在血液中”了。这四性，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如蛾趋火，如蝇逐臭，那按捺不住的为“仕”情结，既痛苦，又热烈，既煎熬，又享受，既战战兢兢，又作威作福，既不屑为之，又乐此不疲。
至少我亲见的文人当官者，莫不如此。
但“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明初的解学士缙，应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明史》称他“幼颖敏”，当非虚言，他是少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极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走完这个过程。其实，中进士，为庶吉士，大有人在，开科取士，当然不会只取他一人，这倒也不稀奇；但是，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现在弄不清这位暴君，究竟为什么，出于什么心理，对解缙说出如下的话：“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此话一出，石头城大惊，这比中了六合彩大奖，还叫人眼红和羡慕。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解学士恩渥备至，简直就是一个历史之谜。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他却是唯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真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气，春风拂面，才子风流，如鱼得水，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在南京城里，该是如何的出风头了。
那时，他刚二十岁。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这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宋代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我一直忖度在乡里间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欧阳修在宋代文坛、政坛的双辉煌，来定位自己一生目标的。应该说，解缙的势头，一上来颇不示弱，很有气象的。他在科考、仕途、出身、履历等方面，直追先贤，不相伯仲。
欧阳做到翰林学士，解也做到翰林学士；欧阳在宋仁宗、宋神宗身边做过侍读学士，解在永乐登基后也做过侍读学士，不过称谓略有不同，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实质相差无几。甚至到最后，与帝王相伴的这场政治赌博，其结果也八九不离，大同小异。欧阳因反新政，被放逐出朝，归隐山林，这样，留条命在，有个寿终正寝的下场；解则很不幸，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文人，而且，他的死，是埋在雪堆里生生冻死的。
我在东北森林中修过铁路，当过苦力，尝过零下数十摄氏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么滋味。据说，人在冻死的过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皑皑的雪，而是熊熊的火，于是，在无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样子，是相当难看的。
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献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则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他也不过34岁，相当于刚超龄的共青团员年纪，你能不向他脱帽致敬吗？
盛世出书，隔朝修史，这种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使命，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视作神圣和荣耀的差使。别看中国“学而优”的文人很多，中国有大学问而“优则仕”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皇皇巨制的帅才，却很少。数来数去，恐怕也就只是宋之欧阳修、司马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等。这以后，清末无，民国无，尤其到了当下，除自吹人吹的“大师”外，少见通古博今之士，淹贯中西之才，实在是很可悲哀的事。于是，再要出什么套书、类书、史书、集成等大部头著作，只好由着那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南郭先生，上蹿下跳，暴得虚名了。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你有什么办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得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斥方遒的文字，也许他的满腹才华、文学能量，还能多存留一点在世上。所以，我是不赞成那些“愤青”（包括年纪很大的老愤青），总是责备文人之真他妈的软骨头，总是责备我为文人（也为我自己）之苟且偷安辩，倡好死不如赖活说。尽管他们一再斥我混账，看我的文字，气不打一处来，我也只好抱歉。因为我也看透了这些逞嘴皮之勇的斗士，笑话别人软骨头，笑话别人贪生怕死，自己也并不实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头缩得比乌龟还快。
其实，骨头想硬何难，一挺脖子，刀光一闪，也就吹灯拔蜡，眼睛一闭，脑袋落地，也就哏儿屁朝凉。这时候，还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可能吗？想到这一点，你就得设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时下那些甚嚣尘上，闹得沸沸扬扬，被私谥为先知先觉的几位学界大老，不也曾经是跪着求生的，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享高官厚禄的革命者吗？
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喜欢造神，这真是很奇怪的民族特性。包括知识界，也难能免俗。隔三岔五，总是要撒泡尿，和点泥，捏两尊菩萨出来，自己磕头，还要别人跟着作揖，这种当代“封神榜”煞有介事的表演，实在够滑稽的。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某公反右时一气之下跳楼身亡，如果某老在干校撞电线杆自杀，会有泣血稽颡的推崇者，在今天加诸其身的哀荣吗？
解缙明白这个道理，死了死了，一死也就什么都了了，他不想了。和时下被追捧得很的学界大佬，当时不走林昭、张志新之路，是同样的聪明。当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夺他侄子江山的靖难大军，于六月十三日，从金川门进入南京城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怎么办，我们这位才子，面临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择时，他一无当烈士的欲望，二无杀身成仁的兴趣，一点也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就对了，虽然，此君于六月十二日晚，已经决定殉国。据《明史·王艮传》：“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
解缙，受过太祖的恩，受过惠帝的恩，又是文章盖世的国士，众人当然以他马首是瞻。他信誓旦旦：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得在场的一个个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表示共同赴死的决心。
等到解缙、王艮、胡靖相继离开吴溥家后，吴溥的小儿子吴与弼，年纪尚小，不谙世事，赞叹地说，：“胡叔能有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气，真是了不起啊！”吴溥对他儿子说：“你先别这样断言，他殉死的可能不大。依我看，也许只有你王叔，没准儿会走这一步。”
这时，比邻而居的胡靖，对他家人大呼小叫，“你们快出去看看，乱糟糟的，赶紧把猪栏的门关紧，小心偷猪贼”。听到这里，吴溥看他儿子一眼，苦笑地说：“一头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而在此时，住得不远的王艮家，却传来了举家的号啕哭声。原来，他从吴溥家告辞回去，独自关在书房里，喝下早准备好的毒酒。等家人发现时，他已经倒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