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劣者的报复，总是往死里整，从最阴险毒辣处下手，绝对不怕残忍、野蛮和失却人性的。
在《红楼梦》一书的荣国府中，赵姨娘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她说主子不像主子，说丫鬟不是丫鬟。在现实生活里，这类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式的人物，也是时有所见的。你说她是主子，她知道自己不是主子，会认为你在拿她开心。你说她是丫鬟，她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丫鬟，会认为你太小看了她。
生活中的这种人很难侍候，开会她坐哪里，发言她排第几，吃饭她放几桌，乘车是硬是软，很难拿捏。高了不是，矮了更不是。而且，这类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人，还不那么自觉，很以为自己是块料。
其实，她是一个有她不多、无她不少的人物。
荣宁二府都这样看她，但她却不这样看，她认为自己重要，至少应该重要。无论如何，她是贾政的小老婆，小老婆也是老婆，她不会赞同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逻辑推理。她要是写杂文，肯定从理论上求证是可以与王夫人分庭抗礼的。因为王夫人万一得了心肌梗塞死了，她是最有资格升为正老婆的，而正老婆是所有当小老婆毕生追求的至高境界。如果不是这个贾政老婆的特殊身份，而是别的什么人，譬如做那个撒酒疯的焦大老婆，譬如那个卖假药的王一贴老婆，也许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向命运抗争了。
唯其不平，才要革命。在中国，最爱革命的是农民。历史上无数起义，都是地里种庄稼的泥腿子，把锄头一扔，就铤而走险地去把皇帝拉下马了。因为革命的道理，千千万万，不平等是最值得革命的。愈处于底层的，愈受到压迫的，愈感到不公平的存在，也就愈能找到揭起义旗的充足理由。
譬如虚名，对正常人来说，有，也好，无，也可，但对某些类似农民的人来说，简直性命攸关，他觉得应该当上什么闲职，而没有当上，他觉得应该得到什么空衔，而没有得到，其实是镜花水月的事，也当真得要命，于是，便会亢奋为一股虚火。劲儿一上来，比内分泌失调还难受，不安，折腾，出虚汗，心跳过速，一副天丧予的德行，一定要压倒谁，一定要摆平谁，一定要争到什么名目、地位，才肯安生。否则，只能是寝食不安，上闹下跳，左右作践，到处活动，东奔西跑，诉苦鸣冤，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化人尚且如此，何况赵姨娘是这样一个不甘于不重要的状态，而要改变自己命运的绝不肯安分的女人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大义者，曰革命，为小惠者，曰折腾。男人之折腾，因不安分；女人之折腾，同样因不安分。男人折腾，成则为王败则寇；女人折腾，尤其瞎折腾，十之八九，无不以出丑告终。赵姨娘在荣国府里，老是作出不顶屁用的反弹，老是弄出些贻笑大方的举止，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折腾来折腾去，结果遭来更多的屈辱，便成了一个经常出丑而讨人嫌的角色。
这种人，在文学史上，也不鲜见。写不出东西，或写不好东西，其实那是很正常的事。每个时代，称得上大师的终究是极少数，自封大师者例外。大多数都是过眼烟云，写过一阵，写过几篇作品，留得下就留下了，留不下也就拉倒，尽到责任，问心无愧，也就算完成任务，然后，创作力衰退了，江郎才尽了，连放个屁也不臭了，不必为之痛心疾首，那就封笔好了。木匠有拉不动大锯的一天，铁匠有抡不起大锤的一天，为什么作家就没有放下笔的一天呢？木匠和铁匠老了，就退休；作家老了，为什么不可以退休呢？
兴起打打太极，懒时睡睡早觉，清晨练练书法，晚上搓搓麻将，钓鱼养鸟，种花栽草，读书看报，颐养天年，这是何乐而不为的快活呢？但所有作家，即使再写不出一个字者，也决不与文坛告别，坚决笔耕不辍。名分这股虚火，使他不甘心于林下雌伏，总要产生与同辈、与晚辈决一长短的雄心，哪怕一饭三遗矢，也斗志昂扬，哪怕愈斗愈败，也不肯认输。而愈败愈斗的结果，就只有借助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收拾他的文学劲敌或假想中的敌手了。这种文学上的总是悻悻然的赵姨娘辈，便是文学总有热闹的原因。
问题不是赵姨娘不该闹，任何人，受压迫，都会奋起反抗，都应该予以革命，这是正常的属于物理学上的反应。但是赵姨娘既缺乏站出来与劲敌较量的资本，又缺乏最起码的与对手一搏的勇气，因而不能，也不敢正面反抗；可是，做到逆来顺受，永远不反抗，她自忖作为贾政的小老婆，这名分也让她不肯善罢甘休。正如一些过气作家一样，还觉得自己当令，还在名片上印上这个理事头衔、那个委员名称，还要在荣国府里卖一份好价钱地招摇，难怪平儿对这位老人家，就有“着三不着两”的不佳评价了。
赵姨娘从何而来，为何成为贾政侍妾，从王夫人骂她：“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一发得了意了！”大有可能是这位精明的太太，给她丈夫安排的。在那个社会，在那个家庭，贾政没有理由不讨妾，而王夫人也不允许自己在众人眼里，成为一个不顾大体的人，凡老爷皆讨妾而贾政不讨，那就是她的不对了。但她不愿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迷住贾政，所以可想而知，这个赵姨娘有可能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头，所以，她才可以随便责骂。
问题在于赵姨娘不能像另外一位周姨娘那样，淡泊无为，退让不争，守拙本分，甘于寂寞。这位被人尊敬的姨娘，未必读过老庄，但生活使她明白，无望的挣扎，还不如一动不如一静，否则，徒取其辱罢了。但赵姨娘不懂这一点，非常地想报复，以至罔顾一切，以至失去最起码的理智，说她是报复狂，大概不错。所以，中国农民革命最直接的成果，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将所有不顺眼的一切横扫干净。
因此，诉求于更阴暗的捣鬼手段，便是一部分没有多大出息的中国人最热衷的既省事，又省力，而且不露痕迹的克敌制胜之道。而卑劣者的报复，尤其要从最阴险毒辣处下手，往死里整，绝对不怕残忍、野蛮和失却人性的。赵姨娘与马道婆勾结在一起，制造的这起大观园里的巫蛊事件，就是下流革命家的典型案例。
小人暗中作祟，防不胜防，真是很可怕的。
被压在绝望的深坑底下的动物，它会在阴暗中猛然给人以致命的狠咬一口，只有处在最卑弱的最苦难的地位才会想突然飞到最高的地位上去，这种妄念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这是作古的王昆仑先生，在抗战时期评述《红楼梦》中的赵姨娘所说过的剖析的道理了。
诅咒，厌胜，魇迷，蛊毒，是中国神秘文化中最阴暗的一支，有其久远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对于文明的接受程度，远逊于愚昧迷信的影响力，直到今天，种种伪科学的气功大师，到处招摇撞骗，种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气功术数，昌盛于中华大地，种种神乎其神的特异功能，能被人虔信不疑，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发生在汉武帝征和二年的巫蛊事件，那样大张旗鼓，从上至下地深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现在，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举办带功讲座，出售带功录像，膜拜者居然像看皇帝新衣似的信以为真。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尚且如此蒙昧，那么在纪元前，人们相信用纸人或木偶，书上仇敌的名姓和生辰八字，加以符咒祝诅，尖针扎刺，便可置之死地的巫术，果真灵验，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汉武帝刘彻此时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他是中国皇帝中活得年龄比较长的一位。但老皇帝到了晚年，好像也都一个规律，往往失去早年的英明伟大，渐渐地不清醒起来，昏聩糊涂，倒行逆施，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汉书·江充传》）在这以前，“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这实际是汉武帝晚年的一场互相倾轧，排斥异己，巩固地位，杀戮对手的宫廷权力斗争，“江充自以为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均见《资治通鉴·汉纪》）
于是，不能坐以待毙的太子，只好举兵反，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五天后，太子不敌，自杀。
王昆仑先生谈论《红楼梦》书中这回“压魇法”时，提到“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于中国社会。它每每成为争皇位报私仇或谋人财富的一种极可恐怖的手段”，就是指这次巫蛊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