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选集。在通读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发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辈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
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
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
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五十年前，当时的一位大作家周立波先生，就用来批过这篇小说。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
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厕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言片语，像点穴似的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
因为，编辑发现作品，推出作家，是他们的天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凡出于敬业之心的编辑，无不一期一期地编发稿件，那是责无旁贷的事。而印刷厂是订好合同的，不能随意拖延，逼得他必须及时地对作品作出判断。他思考的位序，首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为关键；而无任何契约关系的评论家，评多与评少，评好与评坏，评谁不评谁，想评不想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评论家对作家的亲疏、近远、好恶、生熟程度，是决定他评论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为了二十个戈贝克写一篇吹捧文章，别、车、杜也许不干，但不一定会被今人视作楷模。
所以，新时期文学能有二十多年的进展，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努力，倒真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真识货者，编辑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样崭露头角的。而从五十年代丁玲还十分当红时，对叶圣陶先生特别恭谨的态度看，很大程度是由于她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而发现她的编辑，正是这位老先生的缘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像别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还不曾见过，但愿我只是孤陋寡闻。
但在当代文学史上，编辑把作者推到文坛上来的例子，数不胜数。一炮而红，洛阳纸贵，一奖成名，衣锦荣归，让我这个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点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艳羡不已。于是，我对李敬泽感慨系之：“这篇《改选》，倒是一个初学写作的我，与初当编辑的崔道怡一段缘分的开始。要是当年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的他，把《改选》往字纸篓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也许从此与文学无缘。”他说。
但我说，无缘是可能的，却未必能不当“右派”。
或许这是题外话了，照着那时候提倡的阶级路线，进城执政的农村干部和他们所提拔信赖的基本上文化程度极低的工农干部，对于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我族类的排斥心理，是相当严重的。尤其其自身无法于短时期之内知识化起来，就更增强一种敌视知识、仇恨知识分子的报复心理，因此恐怕我是甩不掉“右派”这顶桂冠的。
即使我申请做狗，也不行。因为一条有文化的狗，对无文化的人，也会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你写了小说，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说；他不会写小说，即使写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觉应该比你强。可文化、知识这些东西，硬碰硬，纵有革命资本，也帮不了忙，于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压倒你。
我想起《资治通鉴》上讲的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的故事，此人“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有一天，他跑去对齐武帝说，“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皇帝已经赐他儿子娶了士大夫家的女儿，他还嫌不过瘾，非要自己做士大夫不可。齐武帝说：“此由江□，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他“承旨诣□，登榻坐定，□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纪僧真怎么出的这口恶气，史无记载，但这股憎恶文化和文化人的无名毒火，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以后，疯狂灭绝文化和迫害文化人的恶行，得以猖獗的由来。
以前，我每每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的义和团，一定要把寺院石窟里许多雕刻精美的脑袋统统干掉？为什么“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小将，也如出一辙地非要敲掉神像菩萨的头不可？后来，才恍然大悟，所谓“打砸抢”的“砸”，就因为那雕像上一双双凝固着历史文化积淀的眼睛，使他们那空虚干瘪的灵魂，感到不寒而栗，才动手去敲去砸，还要踏上一脚。
如果谁有兴致趁着当事人尚未死绝的情况下，将五七年那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与被整者的运动双方，按其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知识面、智商值，作一个调查的话，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那就是，在一个陷入无理性状态的社会中，必然是无能的人，胜过有能的人；无知的人，压倒有知的人；智商低的人，驾驭智商高的人；学问不大的人，领导学问很大的人。而在作家队伍中间，那些写不出好东西，甚至写不出像样东西的，就要把写得出东西，尤其写得出好东西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这种知识分子受制于非知识阶层的权杖，唯有俯首听命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二十五史和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中的不正常时期。莎士比亚先生在他十四行诗里哀叹过的境遇，仅仅是发生在十五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时期吗？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
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
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选去，“文革”十年，无可选，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锤，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被荡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那时我二十七岁，写出被误以为是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写出“恶毒”。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赏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谢谢啦！
我很幸运，在我的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这绝不因署的是我名字，而抹煞他们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