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爱”，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

见于明代李贤所著的《古穰杂录摘抄》，其中一则笔记起句为“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读到这里，顿觉“泥爱”二字眼生，但查辞书，遍觅不得。明代焦竑所著的《玉堂丛语》一书，也谈到杨士奇“泥爱”这件事，题目为《惹溺》，这个“惹溺”，同样也是一个稀见的，不载于当代出版的辞典。

焦竑

看来，任何民族的文字语言，都是处在不停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一些新的词语在产生，一些旧的词语在消亡。“泥爱”和“惹溺”，便是埋葬在古籍中，属于尸骸性质的词语，很难在现代语言中复活了。

由于李贤和焦竑写的是同一件事，参照来看，“泥爱”的“泥”，约与现代汉语中的溺爱的“溺”同义，也许更接近于时下流行的“爱呆了”的意思。一个人爱呆了，爱傻了，爱到不清醒、不问是非的程度，便是“泥爱”了。语言虽然古老而且死亡，但这种为官之父“泥爱”其不肖子的社会现象，由明至清，由民国至现在，倒是一点没变，甚至还发扬光大呢？就看最近坐在被告席里的高级干部，与其子、与其妻、与其情人小秘、与其三亲六故，作奸犯科、贪赃枉法、包庇纵容、共同为恶，便可证明。

李贤所说的这位泥爱其子的士奇，是明代有名的宰辅杨士奇。

宰辅，其实就是宰相。明朱元璋实行独裁统治，大权独揽，是个谁也信不过的暴君，因而立下规矩，子孙为帝，不得设宰相以分君权。可没有三头六臂，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管理，政府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总得有人去做具体细致包括杂七杂八的事务，否则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发生问题。于是，就有辅臣的设置。所谓辅臣，通常由翰林学士担任，备咨询、拟对策、上条陈、做建议，有行政权无决定权，是一切听命于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

老朱和老朱的儿子朱棣，是打江山的皇帝，因此也是杀人无算的强悍人物，做辅臣的，只是垂手侍立的跟班，吩咐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到了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和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便是坐江山的皇帝，不再具备乃父、乃祖那份杀伐决断的魄力和“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威风。从此，辅臣才由做笔录的文书角色，成为出主意的股肱人物，渐渐地，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慢慢地，也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达到了不是宰相，等于宰相的名位高度。

杨士奇

生于公元1365年，死于公元1444年，差几天就80岁的杨士奇，历事惠帝、成祖，仁宗、英宗四朝，这位老先生亲身经历了辅臣地位逐步提高的过程。若不是他“泥爱”其子杨稷，弄得声名狼藉，最后搭上老命，这位元老政治家的一生，本可以画个更圆满些的句号。

因为，引车卖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纵使“泥爱”他的子女，小小泥鳅，能翻多大风浪？但是，官做得越大的干部，“泥爱”其亲属，任其行凶作恶，听其胡作非为，那后果也越严重，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可怕，最后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看来，这也是为官者，尤其为大官者，必须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其实，正史对于杨士奇，以及杨荣，杨溥的“三杨”辅政，还是比较肯定的。《明史》赞曰：“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变，协力相资，靖共匪懈。”一方面，朱元璋和朱棣半个世纪的铁血统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镇压、是不停地杀戮，无论国家的元气，还是百姓的繁衍，都经不起再折腾，需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朱高炽、朱瞻基，乃至朱祁镇，都是无甚才智、无甚作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谨恭勉，求稳慎行的“三杨”辅佐下，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大局能够保持安定。

明代郑晓所著《今言》中称，“惟西杨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杨士奇执政的这时期，明代虽无大发展，但也无大动乱，不能不说是“三杨”的贡献。尽管明代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元末大乱以后，接着又是明初两帝的疯狂杀戮，能够安定下来，老百姓不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便是托天之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