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福建晋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统，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汉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乡试及第，也就是俗称的中了举。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离开老家，携家眷到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约相当于县教育局的督学。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因为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不好擅废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政府机构，养一批闲官。
所以，李贽自及第以后，不算怎么走运，先是丁父忧，后是丁祖父忧，忙于出缺奔丧，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是在清水衙门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顺畅。直到1576年，才调任云南姚安（即前不久发生地震的地区）当知府，这才有一份俸禄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鹰似的熬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等得太久太久”，实在是相当的不耐烦。换个别人，也许认命，但他，很不愿意如此按部就班，从体制内循序渐进上去。他肯定会骂娘的，“熬到出头之日，还不得到驴年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说“不”的行动，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际所赐。
在这里，倒无妨参照《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重温司汤达笔下这个外省青年的心路历程，也许对400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贽，有所了解。那个木匠的儿子，从外省小镇来到首善之区巴黎，能够站稳脚跟，大展宏图，能够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能够无所不为，下作行事，能够蚕食鲸吞，捞取一切，能够寡廉鲜耻，背叛出卖，能够声色犬马，与那些贵妇名媛上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揭竿起义，没有明火执仗，没有革命宣言，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含情脉脉，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恭谨慎，有时还要委曲求全，通过体制内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运作，实现他的欲求。
李卓吾
这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来到大城市捞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门，尤其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财富的冀求，对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但是，他们通常不找体制的麻烦，而是在体制认可的范围里去获得一切，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
李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他具有这种外省人的心结，但不具有于连那种在体制内打拼的力气。试想，他应乡试，26岁，到河南，30岁，迁南京国子监，34岁，进北京，38岁，赴姚安任知府，50岁。这个年过牛百的外省人，早过了像于连那种风华正茂的年纪。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余，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他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400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他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其实，从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探求的话，他的最大苦恼，应该是“不甘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应该是担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宁愿苦恼，也不愿默默无闻。
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他自杀的前两年，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年过古稀的李贽，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虽然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做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犹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尤其那些自以为是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李贽属于尤其严重的一位。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人，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贽也不讳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因此，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这位老爷子一生，成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决心割脖子以后，才彻底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据袁小修《李温陵传》，他在气绝之前，曾与这位待诏有段对话：
侍者问曰：“和尚痛苦？”
以手书其手曰：“不痛。”
又问曰：“和尚何自割？”
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后这句话，算是他得到了真谛，至此，离上帝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贽放弃了一生要做在世圣人的梦。这一切，表示了他的弃绝，他的断裂，他的转折，因为他终于悟到无须乎再追求什么了，于是可以死了。从这一刻起，属于他个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对于历史的他来说，逐步在减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对虚伪的儒学体系的抨击，对伪道学、伪君子，以及一切从政者的揭露，对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精神，卓尔不群思想，特立独行品质，渐渐成为历史上的主体或者全部，并且愈来愈光辉。
当然，也无须为贤者讳，甚至羁押于镇抚司监狱里，他在一首《书幸细览》的诗里，还幻想神宗朱翊钧读了他的《藏书》、《焚书》后，如聆纶音，立刻下一道圣旨：着八抬大轿，由东华门进，朕要拜这位李老先生为国师呢！从这个极卑微，也极机会主义的细节，也看到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士大夫，不论其逆反主流到什么地步，悖背体制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服膺于皇上圣明，这就是知识分子两面性的软弱了。
他死得相当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爱洁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断地扫地，是他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平素里，凡来访贽公者，有一条规矩，都要坐得离他稍远一点，因为他简直忍受不了别人的体臭。这或许是嘲讽了，干净了一辈子的他，想不到最后以大污秽、大邋遢收场，衣衫尽染，浑身殷红，创口滴血，鬓须凝结，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狼狈场面。于是，躺在门板上的他，那本来明亮睿智的双眼，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尽最后一滴，心脏停止跳动。
李卓吾活着的时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死了以后，仍然不能盖棺论定。有人尊他为圣人，有人憎他为败类；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有人认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好作大语怪论，喜唱反调的另类文人而已；有人看他为道德高尚、行为磊落的学问家，有人看他不过是周旋于权贵之门做清高状的清客；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仆仆风尘，到处宣扬他的教义，有人认为他虽然大骂“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但吃穿拿用，全赖这班无耻之人供给，过着优越富裕的寄生生活。他虽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却在佛堂里挂孔子像……如果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人，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么有高尚，也有庸俗，有伟大，也有渺小，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李贽是可贵的，他像黑夜里灼目的闪电，虽匆匆一瞥，却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可以而且应该喊出一声“不”，向万古不变的封建秩序挑战。否则，口口声声“奴才该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不定到今天我们还在黑夜里摸索。
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向现代社会发展，但同一时期的中国，更具国力优势。当1405年郑和率船队从泉州港启碇，向南中国海进发，欧洲还不具备如此强大的远航能力，相隔近半个世纪以后，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贽般敢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觉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换一种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谁知道今天的中国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呢？《明史》论朱翊钧，“明亡，实亡于神宗。”其实，中国的积弱之势，又何尝不是明代错过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而造成的呢！
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