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杜牧这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七律，作于白居易的死年，绝非偶然。而差不多同时，住在江苏丹阳寓地的张祜，接到杜牧的一件特快专递，邀其池州一游，也不是无意的巧合。显然，任侠仗义，高蹈慷慨的杜牧，把白居易之死，看作张祜有可能得到翻身的一次机会。通常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学前辈健在的时候，哪怕只剩下一口气，那话语霸权的余威，在官方、半官方的护卫下，仍有很大的覆盖力。但老人家驾鹤西去，有关方面不那么拘泥的话，网开一面，也许有可能给张祜平反、改正。好像唐朝没有落实政策这一说，杜牧忙活了半天，张祜也未能圆了他释褐为宦的梦。
无论如何，老朋友的盛情难却，张祜一路车船劳顿，风尘仆仆，赶到安徽贵溪。那时，诗人必须当官才有好生活，一介布衣的张祜，就没有为池州刺史的杜牧牛皮了。一位地方首长，手中的公权力，做这样的东道主，住好吃好玩好谅不难。杜牧以前没邀请过张祜，以后也再未邀请，从那首凡读唐诗者无不知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七绝，我们知道，要想充分领略皖南的美，那斜风细雨，布谷催耕，那鱼跃碧水，杏花江南，那炊烟袅袅，柳丝搦搦，那黛山渐碧，桃汛泛滥的阳春三月，才是最有情调，最有魅力的季节。
杜牧
那为什么不选择春天，而安排在秋天呢？显然，八月份白老先生撒手人寰，是这两位年轻人迫不及待要相聚一下，要宣泄一下的重要因素。如今，他俩无论怎样信口雌黄，老先生也不可能从他埋葬于洛阳龙门的墓穴里，跳出来弹压了。
杜牧和张祜，一个落拓不羁，一个风流蕴藉，都属于早年得意的青年才俊，有点嚣张，有点狂妄，惹得老人家不高兴，自是不在话下。现在也弄不清楚是杜牧发难在先，还是白居易串通元稹收拾张祜在后，还是老先生看不惯张祜的狂妄而动手在先，还是杜牧为他的朋友出这口恶气而滋事在后，才有了这场文坛公案。
平心而论，杜牧在他所写的《李戡墓志铭》里，借李戡之口，攻击白居易和元稹，实在是相当个人意气的。其实，他本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说明他不是道学君子，可他批判的语气，却成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也是不令人信服的。“有元、白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又说：“淫词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这当然要让白老先生很不受用的了，什么玩艺儿，你敢张嘴说我，你写的那些东西，比我还不成体统呢！
人上了年岁，第一，容易敏感激动；第二，容易疑神见鬼；第三，容易轻信谗言；第四，容易诉诸非理性行为。休看那时没有小报造谣，媒体裹乱，书商炒作，出版社起哄，我估计老爷子，被杜牧这番上纲上线到“用法以治之”的声讨，肯定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得赶紧派人找御医，去开牛黄清心丸的。
白老虽老，可还没有糊涂，只是眼神早就不济，耳朵一直没有重听，对梗着脖子，扬着脑袋，擦肩而过，连招呼也不打的年轻同行，也许眼错不见，不致心烦。但年轻人拉圈子，立码头，占地盘，口出不逊，这种样子的张狂，就成为“孰可忍，是不可忍”的可恶行为了。
再说了，这文坛之上，无论古今，哪位重磅人物身边，没有几个马仔，跑前跑后，通风报信，没有一二篾片，捣捣鼓鼓，添油加醋呢？就看当下京沪两地的文学圈子里面，那些常见于刊物的名作家，常出现于报纸的名评论家，常抛头露面于荧屏的文化名流，他们的周围能少了孟良、焦赞、张龙、赵虎，这些凶巴巴、狠歹歹的左膀右臂吗？住在东都洛阳的白舍人，少不了有耳报神，长舌妇，什么杜牧在诋毁您啦！什么张祜在糟改您啦！向他窃窃私语的。
白居易相当恼火，这是事实。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因为杜牧已经在大和二年登进士第，接着又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于拿到双博士的学位，已属功成名就，一下子掐不死，只好暂且由他。而张祜，白丁一个，元稹当过宪宗的宰相，很牛皮，张祜能不能拿到功名，在他手中握着。白居易跟元是老哥们儿，一个电话关照过去，此人很轻薄，很浮躁，拉倒了吧！于是有关部门，就按元相的主意行事。
在当时的诗坛上，张祜以写这类反映深宫禁院里，那些女性哀怨苦痛的作品见长，是个写宫词的擅手。一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奠定了他在唐诗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唐诗记事》载：“杜牧之守秋浦，与祜游，酷吟其宫词”，甚至在其《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中，专门提到了他的这篇脍炙人口的诗：“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可见杜牧对张祜作品喜爱赞赏的程度。
张祜之前，诗人王建（约767一约831），也是写“官词”的名家，有人誉为“宫词”的开山之祖。但评家认为王建作品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较有史料参考价值。而张祜则偏重于感情世界的开掘，心理状态的刻画，女性魅力的展现，美学深度的探寻。所以，他的“宫词”能够传入禁宫，走进内廷，被宫女们按谱度曲，填词演唱，用以消解愁闷，排除忧郁，借以表达情愫，抒发心声。我觉得，白居易、元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位年轻诗人，能够拥有这样一批身份特殊的显贵读者，才遭致莫名其妙的嫉恨的吧？
你把皇帝老子都唬弄住了，我们这些老同志怎么陪着陛下玩？
要说起张祜之少不经事，也只能怪他自己出名早，成名快，太容易成功，也就难免骨头发轻，头脑膨胀，欠缺最起码的清醒。图一时之快，常不计后患，遂酿成终身懊悔的苦果。这种一旦成名，得志猖狂，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坛暴发户，这二十多年以来，也是屡见不鲜，难以胜数了。有什么办法呢？阮籍登广武而叹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大概也是物质时代，什么东西都太容易工业化速成生产的弊端了。
826年（宝历二年），张祜南游姑苏，这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去拜谒的时候，白居易戏称他的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也大模大样地跟白居易开玩笑，说他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据《唐摭言》称，一时传为诗坛佳话。
但实际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于与等而下之的人，同坐在一张桌子上，成为佳话中的主角的。张祜那时风头很足，不知天高地厚，评价不低，也忘了山外有山。一个后生小子，和前辈平起平坐，本就僭越无礼，在席上高谈阔论，说短道长，既无执弟子礼的谦谨，又无对师长的恭敬，而且，传扬开来，无形中抬高了张祜，使得老先生心中更为不快了。
假如换一位娇滴滴的美女作家的话，又坐得尽量贴紧老先生些，话音嗲一点，夹菜勤一点，也许，白居易不至于面有愠色，结下这仇了。假如，张祜是个无大实力的作家，屁也不是，不过一个文学小虫子，前辈也许不以为意，而对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对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当回事了。
这样，到了公元821—824年（长庆年间），白居易回到长安府供职，他长于文坛，怯于官场，要求外放，任杭州刺史。此时，白的诗名、政声、舆情、人望都处在如日中天的阶段。一心猎取功名的张祜，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唯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诗赋时艺，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若是乐天先生肯于推荐他，来一段优褒有加的评语，肯定能起到一言兴邦的作用。
但是，当年不经意间触怒前辈的过节，他忘得干干净净，而老先生却耿耿于怀，念兹在兹。这位年轻诗人也忒天真了一些，居然还指望老爷子推荐你上京考进士，不啻与虎谋皮一样吗？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保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
苏东坡
这显然是白居易有意识的错误判断，存心要使张祜难堪的，宋人苏东坡也认为，他不会糊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看来，这位大诗人，也免不掉前辈作家不大愿意接受后来居上的局面，而表现出来的心胸狭隘的毛病，存心要压制这个具有实力的年轻诗人，使其不能脱颖而出呀！这就令人不禁嗟叹了，呜呼！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那种嫉贤妒能的天性啊！因为，白居易也想得到显贵的读者赏识，曾经写过《上阳白发人》之类的宫廷作品，但其影响终究不敌张祜的“宫词”。
这不是一件让老先生高兴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哪怕是长者，也会不管不顾，做出一些贻笑大方的糗事来的。
其实当时，一些持论公正的名流，也对他刮目相看。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李商隐的恩师，那是和白居易、刘禹锡一辈，经常唱和的诗人，十分赞赏张祜，理解张祜，为他的遭遇不平，为他的蹉跎叹息；亲自给朝廷写了奏章，人才难得，不可埋没，吁请执政拔擢使用。让张祜拿着自己的作品，诣京进献。结果，不走运的张祜，亲笔缮写所作诗歌三百篇，呈送上去，偏巧落在不喜欢他的元稹手里，给扣压下来，石沉大海，白费功夫，空欢喜一场。
宫廷内对这位声名遐迩的诗人，也是颇有好感，宫女们传唱他的优美宫词，给宪宗也曾留下印象。有一次，垂询过元稹，因为元是诗人，自然应该了解这位写宫词的能手。可这位白居易的老哥们儿，铁心无耻，愣是给张公子捅了致命的一刀，“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或奖掖之，恐变陛下名教。”
这两位老先生，为了维护其诗坛霸主地位，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我不知道元稹将这个整得张祜“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的好消息，传到东都履道里的白公馆，老爷子会不会为此传唤那些小女子，组织一台月光晚会，好好欢庆一番？这自然是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位大诗人之腹了。
不过，据宋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乐天侍儿》一文，“世言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看来，老先生晚年的风流行径，要比后来一些老作家们，可要放浪形骸得多。
但是，我也想，劲敌没了，独自辉煌，强手倒了，就他这个大灯泡亮着，只剩老人家自个儿在台上，跳来窜去，唱独角戏，生旦净末丑，一人全扮了，虽然霸住了这块舞台，风光透顶；可卸装之后，对着空荡荡的戏园子，恐怕也难免四顾无人，有一种老绝户的苍凉感吧？
因此，先行者拓荒开路，后进者继往开来，共同努力，携手前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形成这样一个前继后续的格局，实现良性循环，避免恶性内耗，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学峰巅。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个时期，一些文人，特别是有了一定文学地位以后的文坛宿将，往往不能忍受年轻一代的成长壮大，超越自己的局面，更不愿意忍受别人光彩夺目，而自己黯然无光的场景。于是，生出这种排斥新生事物的反常心态，当然谁都明白，不过是人老了，丧失竞争能力以后的虚弱表现罢了。
其实，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宽容一点，宽厚一点，给年轻人更多更大的机会，岂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吗？
再说了，阁下余下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