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们从心底里欢呼这种新人辈出的大好形势。

二、他们有足够的自身实力，能够坦然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

三、他们不是唯恐别人超过他，为使华夏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永续长存，他们愿做推手，甘当人梯，做促进派，开展良性竞争。

由于梅圣俞的竭力推荐、欧阳修的欣然相应，遂有了推诚相与的这段佳话。

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欧阳修所起到过的拨乱反正作用，与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差不多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这样评价他：“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由于他任过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政治上的高位优势，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超常成就，由于他倡导的平实文风，由于他不遗余力、拔擢后进的精神，让贤避路、甘为人梯的态度，使得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才华之士，得以脱颖而出，恐怕是北宋文学得以辉煌的原因之一。

所以，嘉祐二年的这次会试，对于宋代文风的扭转纠偏，影响至大。

苏轼是这样评价欧阳修此次文学革命的：“天下之事，难以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以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成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玉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谢欧阳内翰书》）

这次会试，因为举子中精于时文者被黜，勤于古文的入闱，还引发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潮，那时倒没有游行示威一说，但跑到贡院门口，聚众闹事者有之，鼓噪不公者有之，颇弄得执政当局，穷于应对，难以平息。后来，当历史掀过这一页，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其《先公传略》中，还特别提及此次考试风波。

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而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欧阳修坚持主见，绝不退让，就因为他看到，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为五代十国的半个世纪，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056年，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近一个世纪，持续150多年，这是中国文人交了白卷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佝偻病和软骨症的时代。若不改弦更张，恐怕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近人钱锺书先生在谈到唐、宋两代文人的传承衔接时，有过这样一番精辟的见解。他说：“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宋诗选注》）

自古以来，大师级的文人，导引着文学潮流，左右着文学运动，非大师级的文人，只能为文学潮流所导引，被文学运动所左右。绝大多数的文人，像候鸟一样，说飞，一窝蜂地朝同一目的地飞去；说落，一股脑儿地向同一栖息地扎下。爱随大流，爱赶风头，爱凑热闹，爱追时尚，成为血液里流动着的基因。由于这种胎里带的习性，也就注定了这些文人的命运，大多数人怎么活，他就怎么活，大多数人怎么死，他也不能不同一样地死去。

回过头去看前些年，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起步以后，没有人喊立正看齐，没有人在发号施令，然而，你简直想不到，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评论家也好，文学编辑也好，如同列兵那样，一二一，齐步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多数人怎么写，他几乎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地，踩着大多数人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写去。

看一个作家，便知道全部作家，读一篇作品，便知道全部作品。伤痕文学流行，每个人都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反思文学兴起，每个人都目光如炬，眉头紧锁；新潮文学登场，每个人都言必拉美，屁皆洋味；等到裤裆文学泛滥，每个人都聚焦脐下，性腺贲张，就是最好的资证。

继承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便是放在一代一代文人面前的考卷，看你怎么来交给历史一个完美的答案。现在来评价五代十国，加上宋初的150年间的中国文人，便集体缺席，或者是集体失语于那个历史转型期的大时代了。

从五代的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男欢女爱、醉生梦死的《花间集》，到宋初的无病呻吟、空洞苍白、华而不实、文字游戏的《西昆酬唱集》。文学这条路，便越走越萎靡，越走越狭窄，越走越无聊，也就越走越不通。既然盛唐已是大家跨不过去的巅峰，既然无法超越，而且上帝也没有给我们力量来超越，那还折腾个啥呢？何不就在谷底的泥淖里，沉沦也好，沉溺也好，沉没也好，自得其乐呢？

这就是宋人韩琦所说的“自唐室之衰，文体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的可悲状况了。欧阳修改革文风的意义，就在于他重新振作宋代文学史的崭新一页。“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

从他“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的知人识人，从他不畏“怨仇纷纭，文格终以复古”的拨乱反正，从他“天资不群，光辉古今，左右典坟”的高超成就，从他“平生笃于朋友，襟怀洞然，无有城府”的真诚性格，从他“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的抗争精神，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文坛领袖，他既然要“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为苏轼推开未来之门，我想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年轻人，只有这样被前辈呵护，才能突飞猛进，前程似锦。

欧阳修和那些端着大师的架子，目空一切；拿起前辈的派头，摒斥后进；横挑鼻子竖挑眼，面目可憎；霸着茅房不拉屎，尸位素餐的文坛大腕，是绝对不同的。这班人，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更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唯以一己之私而权利害，说白了，不过是加引号的“大师”而已。

中国当代文学所以出现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文学运动前后承接、上下相继的转型期中，尚未出现登高一呼、力挽狂澜的，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改革文风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就设想到这样一种败家子的后果：“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遗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袴。”

因此，我们从宋代这位文学改革家身上，学习到一些什么呢？他相信后生可畏，相信新陈代谢，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相信世间万物，无不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运动形式，在进展着，在变化着，这才使他敢于承认现实，能够放下身段，坦然平视后辈，感到自己不足，甚至“不觉汗出”。同时，又为这种新人涌现的文学现状，为之欣慰，为之喝彩，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大呼“快哉，快哉”。这等言，这等行，绝非那些狗肚鸡肠者，说得出、做得到的。

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道：“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一席他与儿子的私下谈话，哪怕是千年以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欧阳修对于苏轼的赏识和关爱、体贴和温馨。

除了老绝户，没有人不期待后来居上的。一个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