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稿·忠义十》的最后，有两位殉清者，均为文人，对以杀戮起家的爱新觉罗王朝来说，在其终结之日，增添了一点儒雅韵味。
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为王朝走到这一步，承担责任，与国同难才是。没有一个王爷或者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者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谁也想不到，补上忠义这一课，主演这出末日节烈的挑大梁者，却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一般文人：一为其文不著的梁济，一为其名不大的王国维，属于比小人物大一点，比大人物却小得多的中不溜儿之辈。因之，王朝闭幕，曲终人散，如此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古人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看来，大清王朝混得有点惨，竟找不出一位不怕死的忠臣，只好由这两位不怕死的文人顶缸了。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首先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就不令人振奋。梁之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王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与屈原之投汨罗江，与老舍之跳太平湖，如此不约而同，如此殊途同归，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一个人想死，方法多种多样，为什么都要选择赴水而逝，饮恨而亡一道呢？其实，大义凛然的这两位，完全可以殉出来一个轰轰烈烈，完全可以得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效果，然而，从屈原起，到老舍止，中国文人所以只能这样窝囊地死，因为长就的骨头生就的肉，借给他胆子也不敢闹出什么大动静，于是，只有采取赴水的这种多为弱者所用的手段。想想，也颇悲哀。其次，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的感觉。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这两位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八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十七年了。离王朝终结那天，相距七八年，十几年，时过境迁，已无任何耸人听闻的意义。
王国维自沉那天，我翻了一下当日的《奉天时报》，大篇幅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在北京前门外新民戏院演出时装戏《摩登伽女》，轰动京城。王国维的殉国义举，只字未提，与数年前梁济从积水潭捞起来情景大致相似，整个社会无声无息，全体公众了无反应。因为大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推翻，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若对这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市民，问他王国维何许人也，梁济何许人也，肯定是大晃脑袋，一问三不知的。
显然，对这两位很晚的死，冠之以“殉”，已无任何意义。
但《清史稿》，却定性这两位为殉国之士，为义民，那个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装样地赐谥追褒，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实，当人们已经淡忘脑后曾经拖着的那根辫子的时代，二位才扑通一声跳湖里，除了个人具有作秀意义之外，那些曾经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照旧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那样：“这是一泓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涟。”跳了，也就跳了，死了，也就死了，对这两位跳水者和他俩尽忠的前朝，已无任何兴趣，这个近三百年的王朝，如此快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这部《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为近人梁漱溟之父）。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嗣后为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三十三年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出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即积水潭）死，时十月初七也。遗书万余言，倦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划甚备。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留学。壬戌冬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即冯玉祥率军逼宫逐溥仪一事），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于五月初三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止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云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隆裕下诏逊位，民国开始纪元，这两位殉清“义士”，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政府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非显赫之流，在前朝文武眼中，不过小八腊子罢了。那些王爷宗室不殉，那些高官勋爵不殉，那些阁老大员不殉，那些将军藩镇不殉，一向谨慎行事的这两位，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打算在新朝另求发达，但看一看，试一试，等一等，不急于即刻殉国之念头，肯定是有的。最后终于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夹杂在一起。也许，一死为最好的解脱，遂一头栽进湖里，给自己画了个句号。
在中国历代王朝最后覆灭的时刻，总有或多或少的慷慨激昂、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英勇赴义的殉节者出现，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有许多可钦可佩的人，但在这部《清史稿》中，殉节者之少，少得令人尴尬。就在最后一章《忠义十》，记录这个王朝末日的殉节者，也只有张传楷，直隶青县诸生；孙方楷，山东益都人；王乘龙，福建龙溪人；赵彝鼎，江苏江阴人；施伟，江苏高淳诸生；李泽霖，广东香山县诸生；胡穆林，湖北江陵诸生，以及杭州望江门更夫某等，以殉节者身份进入这部官方史册，才得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而且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没有一个天子脚下之人，舍命亡身，为爱新觉罗王朝殉难。难道京城之人，由于太过于聪明世故，而装聋作哑？第二，没有一个为从龙而来的满洲人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身心俱废，百无一用，也就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就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而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所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为这个异族王朝的覆灭，献出生命。看来，作为外来的统治者，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也是情理之中事。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张皇出逃者，从死殉国者，整个北京城顿成地狱，绝对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而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大清帝国宣告结束，京城内外，若无其事，士农工商，毫不在意。除了龙旗换成五色旗外，店铺照常营业，戏院仍旧客满，饭馆依然满座，八大胡同的姐姐们，一如往常地送往迎来，花枝招展。而在清人谷应泰所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难》一章中，这个月，却是北京城建城以来最血淋淋的死亡之年。
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怀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贼李自成陷京师，帝崩于煤山，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死之。初，贼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为叹曰：“身为大臣，不能从疆场少树功伐，虽死奚益？”十八日召对，已不食三日矣。饮泣入告，声不能续。翌日城陷，景文望阙再拜自经，家人解之，乃赋诗二首，潜赴龙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经。
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变，曰：“国家至此，臣死有余责。”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南谢母。索酒招二友为别，酹汉寿亭侯像前，遂投缳。题几案云：“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诏家人曰：“若即欲殓，必大行殓，方收吾尸。”乃缢死。三日后，贼突入，见之，颜色如生，贼惊避他去。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华闻难，叹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复何辞！但得为东宫导一去路，死，庶可无憾已矣。势不可为矣。”乃题阁门曰：“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拜，自经祠中。贼至，见其冠带危坐，争前执之，乃知其死，惊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闻变恸哭，题诗于几曰：“愧无半策匡时艰，但有微躯报主恩。”遂自缢，仆解之复苏，邦曜叱曰：“若知大义，毋久留我死！”乃更饮药而卒。
大理寺卿凌义渠闻难，以首触柱，流血被面，尽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评骘书，服绯正笏望阙拜，复南向拜讫，遗书上其父，有曰：“尽忠即所以尽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系帛奋身绝吭而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贼犯都城，奉命守正阳门。贼至，死于门下。妻何氏亦死。其子进士章明，收葬父尸亟归，别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独死，吾往从大人。”妻曰：“尔死，吾亦死。”章明以头抢地曰：“谢夫人，然夫人须先死。”乃遣其家人尽出，止留一婢在侧。章明视妻缢，取笔作诗。已，复大书壁曰：“有侮吾夫妇尸者，吾必为厉鬼杀之。”妻气绝，取一扉，置上，加绯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绯自缢。嘱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中允刘理顺，贼入城，理顺题于壁曰：“成仁成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酌酒自尽。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贼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吾军奉李将军令护卫，公何遽死也！”数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时谓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仆死主，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
太常少卿吴麟征，奉命守西直门。贼势急，同守者相继避去。麟征遗友人书曰：“时事决裂，一旦至此，同官潜身远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归，贼已据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时传天子蒙尘，有劝公南归，不应。同官来，招之降贼，怒挥之户外，遂自经。家人救之甦，泣而请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诀。”麟征许之。先是，祝孝廉渊以奏保刘宗周被逮留京师。渊晨至，麟征慷慨酌酒与别，曰：“自我登第，时梦见隐士刘宗周题文信国《零丁洋诗》二语于壁，数实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为！”相对泣数行下，因作书诀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谏垣，无所匡救，法应褫服。殓时用角巾青衫，覆以单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吴麟征绝笔。”书毕，投缳死之。渊为视含殓乃去。
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贼犯都城，奉命守德胜门。城陷，家彦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仆掖入民舍，自缢死。贼燔民舍，焚其一臂，仆收其遗骸归。
左谕德马世曜，是日方蚤食，闻变，曰：“是当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书别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辞我去耶？”二妾言：“主人尽节，吾二人亦欲尽节。”
从左中允刘理顺起，以下至三十一长洲生员许琰等约数百有名有姓的明末英烈，都在思宗吊死煤山后的几天里殉难，或全家老少，或姻亲戚友，或主仆共命，或数代同堂，悉皆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史臣谷应泰叹曰：“怀宗宵旰临朝，唏嘘毕命。公主揕胸，妃后并缢。引经死社稷，遗诏爱百姓。自古亡国正终，未有若斯之烈者。考其时，阖门同死者：中允刘理顺、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宣城伯卫时春、驸马巩永因、金吾高文采是也。伨民子俱死者：少司寇阵兆祥、儒生张世禧是也。母与妻子俱死者：枢部郎成德、金铉是也。妻妾从死者：大学士范景文、左谕德马世曜、廷卫凌义渠、少司马王家彦、太常卿吴麟征、庶子周凤翔、给谏吴甘来、御史王章、陈纯德、吏部郎许直、兵马姚成、中书宋天顺、滕之所、阮文贵、百户王某、知事陈贞达、经历张应选、毛维张是也。闻难饿死者：长洲诸生许琰是也。凡此诸臣者，无论道术素许，至性勃发，位列三阶，荣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从。”
接下来，谷应泰曰：“若乃袁景倩之父子，并歼石头，江万里之夫妻，同趋止水。甚者一门伏剑，阖室自焚。虽祖宗豢养之恩，亦怀宗拊循之效也。又如李国桢斩衰送葬，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经亭下。以致菜佣汤之琼恸哭梓宫，触石而死，抑何尽节之多也。呜呼！石窌河西，尽有吾君之痛；风车云马，犹闻杀贼之声。予盖读怀宗之君臣，而叹其亡国之正也。”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连顺治都讲他的好话。虽然我们知道明朝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但是，他的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的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也加速了明亡的步伐。然而他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眚不掩德，“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仆后继之众、杀身成仁之多的缘故。而在宋末，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已不是宋朝最后的三位幼主的感召力了。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数以十万计的大宋臣民，与末代皇帝叫作帝昺的六七岁孩童，一齐在珠江口外的崖门跳海殉难，说到底，已经不是为了这个帝昺，帝王的因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这个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同生共死。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很自然的，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人们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志士仁人，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其切齿咬牙之恨，其不屈不挠之志，其宁死不降之贞，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