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的《李娃传》中，唐代白行简写过这样一个情节，那位荥阳公之子自见李娃一面以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住在鸣珂曲的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见客人叩门，急忙走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自那次邂逅之后，李娃对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有着堪称一见钟情的印象，显然也一直期盼着他的再出现。于是，可想而知，这一对青年男女，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了。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这是唐朝的规矩，也是唐朝以前历代的规矩，禁夜，中国人到了晚间就失去行动自由。每晚，军士以鼓声周知百姓，禁夜即将开始，这也就是“暮鼓晨钟”的来历。
李娃的母亲，也许是养母，用时下的话说，即“妈妈桑”，便关心地问起来，公子你住在哪里？远近如何？是不是应该动身回去？可这位公子怎么舍得离开这位明眸皓齿、艳美娇媚的李娃呢？一位漂亮的小姐，对年轻异性来说，就是一块磁铁。他不想走，至少不想马上走，便编了一个谎。“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因为鸣珂曲在平康里（坊）内，临近东市，延平门则在西市之西，这之间，应该相距10公里以上。荥阳公之子“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便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他达到目的，得以留宿。
据此，可以看到唐朝之实施禁夜令，最为坚决彻底，天子脚下的都城长安当然更是严格。唐朝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试想，一年之中，只有三天不“禁夜”，其余三百六十二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这实在是很痛苦的限制。在《太平广记》卷一百的《张无是》中，就有因怕犯夜而有家归不得的情节：“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现在可以估计，《李娃传》中的“鼓声四动”，大概是即将禁夜的准备信号，《张无是》中的“夜鼓绝”，则是禁夜令生效之时。鼓声刚起时，这位公子马上离开鸣珂曲，回到其骗老太太所说的住处——“延平门外数里”，大概是来得及的。何况他骑的是马，只要紧赶两鞭，也就不至于犯夜了。而张无是之所以“跧”在桥下，不能回家，因为夜鼓已经敲过，随而“门闭”。城门或是坊门一关，他只能露宿街头，那后果很可怕，必然要被巡逻的“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抓住，反倒不如躲在桥洞底下将就一宵为妥。
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这三千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夜晚无行动自由，只有憋在家里自我闭关一途。如果走出家门，必被逮治。而犯夜，是要受笞的，晾出屁屁吃板子，又羞又痛，随后还得贴棒疮膏药。在《太平广记》二百六十五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风流人物，知名诗人，就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一般来讲，受笞，打的是屁股，不知为什么他们专打诗人的脸。估计温庭筠自视甚高，不会太买账；而局子里的人并非文学爱好者，也不想参加诗协或者作协。于是乎，温庭筠很吃了些苦头，以致“败面折齿”，弄得牙都掉了，十分狼狈。
“禁夜”乃中国第一恶政，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堪称可恶至极，可恨至极。为什么会有这种既不抓你，也不打你，却要你入夜以后，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的“禁夜令”？至今未有人考证出来，谁是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我认为，百分百是御用文人拍马屁拍出来的“好事”。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以后，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剩饭，马上会从“帮闲”的说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这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老百姓是人，不是牲口，焉能用这个牧字？然而，正是这些无耻文人，一身贱骨头，称州长为州牧，称郡守为郡牧，称统领万民的皇帝为天下之人牧。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也就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来统治他的百姓。老百姓一旦等同于牲口，那也就难逃牲口的命运。《孟子·梁惠王上》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孙奭疏：“言今天下为牧养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杀人者。”真是一针见血。牧牛者杀牛，牧羊者杀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以此类推，牧人者杀人，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吗？
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不知道夜晚必须禁足的法令，算是何种枷锁。但人之所以称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哪怕只是一天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被剥夺了自由，虽然待在自己的家里，但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压迫思想、钳制精神的副作用，却不可谓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市场之兴盛，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过唐朝。就因为一个禁夜，一个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才开始中国人的全日制中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部属于你自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绝对不会将其当一回事的。然而，对唐朝人而言，对宋朝人而言，却是一个获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问题。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为中世纪的结束，宋朝为近世的开始。我认为，取消禁夜令是这次划时代变革的分界线。如果说，唐朝是中国游牧社会的最后腾起，那么宋朝则是中国农业社会过渡到商业资本社会的最早辉煌。
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一收一交，强弱立见。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经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治世与乱世的差别，不用多长时间，就能看出分晓。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缩减；二、战争要破坏，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乱，宋继五代战火，两朝所接的烂摊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为2500万，宋初人口为3000万，两朝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载（755），用了106年，人口达到5300万。宋初到靖康之变前的大观四年（1100），用了104年，境内人口竟超过1亿，前者翻了一番，后者翻了两番。唐朝经安史之战、节度之祸、藩镇之争、黄巢之乱后，国家残破至极。靖康之变以后，国土锐减的南宋，其人口总数仍与鼎盛时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为17座，宋朝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为52座。显然，治世长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设规模，要大于、快于乱世长的唐。宋朝的首都开封，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过百万。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户户关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黑夜是真正意义的黑夜。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有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存故宫博物院，画的是鼎盛时期的开封，立刻给你一种生气勃勃的视觉感受。在这幅画上，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雄伟、堂皇、气派、大度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逐逐，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风采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物质繁荣，经济发达。
在中原地区称帝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积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时，宋高宗只剩下浙东和东海几个岛屿。即使其最大时，北宋的国土面积也只有唐朝的一半。长江以南的南宋就很可怜了，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而这个王朝却能每年给北方恶霸邻邦，交数十万银子，数十万匹绢为保护费以免遭战火。居然这项花费，只不过整个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西夏、党项、辽、金、元理直气壮地要这批银绢，因为是纳贡。宋王朝虽然也不大愿意掏，因为名义不好听，你在下，他在上，不过想到老子有钱，掏出一点打发这些穷要饭花子，也还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如果没有精耕细作，如果没有农业改良，如果没有市场竞争，如果没有全心全力，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填饱这翻了两番的人口肚皮。唐之粮食亩产量很低，仅为一石。唐末黄巢之乱，所以不得不以人为食，因为整个社会财富积累极少，经不起这些蝗虫般的流寇，拉锯式的消耗，吃尽耗光，神州也就只有陆沉一途；而靖康之变后，北方沦落，中原人口，背井离乡，大量流亡，不但王侯卿相，豪门望族，富商巨贾，文武百官，举家南渡，就连州县吏胥，生员举子，乃至升斗小民，寻常百姓，也想尽一切办法，南逃求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次人口大迁徙，然而被金人追得走投无路的南宋政权，却能依靠物阜民丰的江浙地区，接纳了数十万北来同胞，并逐步安顿下来，发展起来，营造出一个再度辉煌的局面，就是因为宋之粮食亩产量为二至三石，加之套种小麦，开垦荒地，农业改良，产量陡增。
可以断言，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会全心全力。尽管禁夜令不枷不锁不系绳索，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枷锁，心灵上的绳索，即使剥夺部分自由，那也无从谈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宋王朝能够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比其后代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类似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那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