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新唐书》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大臣们，互相为之祝贺。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唐文宗李昂开成年号期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遍及全国，祸害无穷。“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郸、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求神问卜、诉诸上苍的方式，宣泄怨恨；也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在史官眼里，出现蝗虫残民的灾难，“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看起来，祸害庄稼、颗粒无收的蝗虫，与强拿硬索、残酷剥削的官员，在与民争食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无顾百姓死活上，官员和蝗虫，本质上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长安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的：“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黑色幽默的场面。

开元四年，山东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催各道、州、府，捕而埋之。这种积极的扑灭政策，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刘聪，也曾下令用捕杀的方法除蝗，结果越除越多，为害滋深。姚崇是位贤相，他驳斥这些不尽力除蝗的地方干部：“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姚崇坚决实行对蝗虫的扑灭埋瘗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祷祝免灾，更为着实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来盛唐时那种直面灾难的勇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而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的禾苗一扫而光，赤地千里，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气数尽了的衰世败象，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流窜全国，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过。唯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

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文武百官为皇上的洪福齐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连蝗虫见了我们大唐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人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谎言，是政治家用来对付最高统治者的武器。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在最高统治者四周，其实是存在着一道包围着他的“谎之墙”，这就是胡三省所说的唐代的谎言政治。若是这位帝王头脑还算清醒，有这道墙还不至于高到挡住视线，那么他还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实风景，还可能听到御河桥外的真实声音。若是这位帝王神志不算清醒，这道墙就会越砌越高，那么他就很可能隔绝于世界变化，疏远于时代潮流。如果这位帝王鸩安宴乐，昏庸失德；如果这位帝王声色犬马，行尸走肉，那他就会生于墙内，死于墙中，成为历史的垃圾。

这道墙，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体会得着。唐代宦官仇士良，就是最为精通“谎之墙”的高手。二十年间，亲历顺宗、宪宗、文宗、武宗四帝，他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出过。当他告老还乡时，曾把他如何控制皇帝的诀窍，传授给徒子徒孙：“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司马光《资治通鉴》）

他所说到的“娱其耳目”的“目”，他所提及的“彼见前代兴亡”的“见”，就是为什么要筑这道墙的缘由。有一次，李昂问当直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李昂叹了口气，对这位臣下说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大吃一惊：“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李昂最后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个家奴，正是仇士良。他经营的这道“谎之墙”，牢不可摧，坚不可破，弄得这位帝王奈何不得，想跳也跳不出去。

胡三省说，“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其实，岂止人臣要以谎言来蒙蔽人主呢？甚至连人主也需要以谎言来麻醉自己，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那个女皇帝武则天了。

这个女人当上皇帝以后，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这一点。武是个不成器的小玩闹，因其姑成为一国之主，他跟着鸡犬升天，自然要想法给姑妈解心宽。不过，此人智商不高，琢磨出来的主意，也很不高明。雇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但武则天实在需要这种明知是谎言的东西，好用来自慰。“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司马光《资治通鉴》）

如此拙劣的把戏，竟能大行其道，那样一个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看不穿这种连傻子都明白的花招，可她欣然笑纳，为之大张旗鼓地庆祝，为之大造舆论地宣传。由此，武氏一朝，这种“祥瑞”的公然谎言，弄得她的臣下烦不胜烦。国人好说谎者多，好拍马屁者更多，而中国的最高当局，好听信谎言者多，好被人拍马屁者更多。于是，上下结合，左右逢源，将唐朝的说谎政治推向高峰。

“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司马光《资治通鉴》）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了。

最为滑稽突梯者，有一个叫朱前疑的投机分子，给武则天上书，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寿满八百。这当然是所谓的痴人说梦的昏话，这位女皇帝听了以后很开心，当即赏了他一个“拾遗”的官。随后，此人再次上书，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发白再玄，齿落再生。武则天居然相信这等鬼话，提拔为驾部郎中，调到她的司机班来了。这还不算，有一次，此人出差回来，竟然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因为武则天已经到了没有谎言、无以为生的程度，“赐以绯算袋”，也就是给他挂一个功勋章的意思。

人臣蒙蔽人主，人主麻醉自己，这当然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在权力起到作用的政治体制中，要想完全摆脱这种人性弱点而形成的弊端，几乎是绝无可能的。

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司马光《资治通鉴》）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而不愿意听到逆耳不快之言。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

虽然，说谎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之一。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没有人在其一生当中不曾撒过谎。但是，朝廷之上，宫禁之中，那些良心大大坏了的政治家，不说谎话，简直就活不下去，再碰上头脑大大坏了的统治者，没有谎话，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