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到：“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惟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语，告到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想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使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仁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的，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采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分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上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为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他能不将信将疑吗？
苏轼在写给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来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塘，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吗？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