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8年的一个夏天的雨后清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再一次受到贬斥，从已经谪放多年的岭南，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在宋代，海南岛不像现在这样风光，而是朝廷发配刑徒的边鄙之地。把这位文豪流放到荒芜不毛、人烟稀少、瘴雾肆虐、土地贫瘠的儋耳，实际上是让他老死海南，永不回还的了。
流放，是与砍头差不多的刑法，两者的区别，一是立刻毙命，一是慢慢死亡而已。历代中国不听话的文人，受此处置者多，让你不死不活，而活着比死还难受。纵观世界，好像各国统治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不马上伤筋动骨的办法。俄国沙皇就把赫尔岑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了。宋代，因为北方在异族手里统治着，就只好往大陆南端的蛮乡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皇帝，尽管事实上大兴文字狱，收拾知识分子，但不愿承认自己是暴君的。帝王们很明白，杀头固然简便快捷，但为此承担后世没完没了的唾弃，还不如采用使其自毙的办法较好。把那些总跟皇上过不去，总跟当局唱反调，总爱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诗人，送到遥远的边陲，一去不回，让他们在那里谋生维艰，饔食不继，恐怕就涌不上来诗情和文思，也就没功夫和力气，写那些皇帝不喜欢的东西了。
于是，一纸流放海南的文书，从开封急递惠州，年已六十二岁的这位大文人，风雨兼程，由雷州半岛那烟雨蒙蒙的徐闻港登船，踏上他生平第三次的流放途程。在大陆南端的这片海域上，曾经不胜荣幸地，有两位在文学史上属于重量级的人物泛舟而过，给这片蔚蓝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经过这里往交趾探望受他牵连而被谪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飓风，不幸溺水惊恐而死。但四百年后，第二位大文豪途经这片海域时，本来还是雨急风骤、惊涛骇浪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柔，云消雨散，风平浪静，一叶扁舟，扬帆急驶。站立船首眺望的宽服高笠、长髯广额的长者，就是第三次被朝廷放逐的苏东坡。
东坡先生当然留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那里大概还痴痴站立着刚刚握别的弟弟苏辙。但眼前云水尽处的新天地，更吸引着他。他不禁吟诵起他几天前写成的给他弟弟的诗。其中表露出这样的胸怀：“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这恐怕又要让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书省官员，大大地感到失望了。这一帮小人，以为他会厌绝这蛮夷未化、瘴气弥漫的岛屿而一蹶不振。哪里想到一个精神上的巨人，绝非虫彘们那些卑污伎俩所能压倒的。他还未踏上海南岛，便已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从此永远住下去，把这里当做故乡了。
当初，他们撺掇皇帝，将他远戍惠州，以为能挫折苏轼的豪放不羁的胆气，能摧败他海内仰慕的文学声名，能使他噤若寒蝉、销声匿迹，再也不能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谁知他根本没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情致更佳，诗兴不减，佳作泉涌，文章尤健。这些在岭南的笔墨，不仅抄录者多，刻印者众，而且很快传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时间，“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那时，不但整个中国都在咏读他的诗篇，传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开封住着的外国使者、商贾，来求学的朝鲜、日本、西域人，不惜重金收购他的文籍。
那些整不倒他的官员们、同行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无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国的小人，手中有权时，要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一息尚存，便咬人不已。因为他们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成了一种职业病，不整人，手痒，不咬人，牙更痒。所以，他们发现这位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经常出席饭局，仍有海外影响，书籍屡禁不止，就歇斯底里起来，更疯狂地整他了。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简直坐卧不安地告御状，打报告，于是将他第三次发配。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底暗笑。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的范围；而且，让你在那个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性变态式的施虐欲；若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舞文弄墨的作家或诗人，那么，报复心理便愈益强烈可怕。“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个证明。苏东坡的对立面，从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都是文人。而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就要多一份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休看他们在文学上无力较一短长，在整人上倒颇有才气。所以，十年浩劫期间，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这些人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他们能够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讯不通，就可以把他从精神上摧毁，文学也就终结了。但小人们失算了，他那不羁的独立人格，洋溢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左右的。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自然更不会枯竭。莎士比亚虽然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里的那位修士，历史有时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不过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屈辱过大师就会成为大师的。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言谠论，挺挺大节”（《宋史本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宋史本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生悲剧。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被摧毁的是整个社会。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他应付后宫里那些性饥渴的女人，已经够疲于奔命的了。还不是这类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正直的文人，成为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忧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苏轼被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告他一个隐射罪名，恶毒攻击皇上吗？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冠在和“拗相公”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分子、名节不佳者头上，倒也十分贴切。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嗅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苏东坡即使二十四个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的，给了苏轼无限才华之后，就不再赋予他驾驭政治的能量了。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评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地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试诗文的，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后来，苏轼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由此可知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惟知随班唱和，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嫉火如焚地煽动皇帝的疑忌，而达到整治同类的目的。
在《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