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介甫出浴见新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哪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一年到头不沐浴，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也不洗涤，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那些马屁精的想像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一个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至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做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后，作品写不出来，就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做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做驴鸣，可各做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怪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作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他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据邵伯温《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这位皇帝很讲究俭朴的，所以就不像现在拿着公家支票去吃饭那样花钱如流水了。他举办这次宴会，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烧烤。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鱼来，然后或红烧，或清蒸，或刺身，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因此，他的怪，大概是大奸加上大愚的混合物了。
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的。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宋·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愕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不敢怪的。
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题名《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宰相肚里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但他居然上奏章，要将当事人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在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当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如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号，中枢决策，位极人臣。也有做得小的，如陶渊明做彭泽令，顶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实际觉得当朝皇帝赏识不够，没给他一个像样的官，就跑到永王璘那儿当幕僚去了，以为造反成功的话，还能不高官厚禄吗？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董卓一进洛阳，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满门抄斩的威胁下，给董卓做事。还有的为了做官，连气节也不要的，如作《燕子笺》的阮大铖，就是一个这样的败类了。有的为了不做官，还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噩运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态的阮籍，不得不做了个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脱政治。有一回，竟醉了两个月，不理政事，这样才勉强保住了首级。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为资本，傲世任情，沽名钓誉，大捞一把。在这方面，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现代一些作家以隐求显的小伎俩，不知高明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