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两处景点是少不了要去的，一是武侯祠，一是杜甫草堂。
这两位，一是政治家，一是文学家，一是三国时代，一是唐朝，似乎无甚必然的联系，但诗人的一首诗，把两者的时代距离拉近了。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初到成都的旅游者，能不因为这首诗，唤起一种思古的幽情，要到武侯祠去凭吊一番么？这大概就是文学的力量了。
当我们走进宏伟庄严的武侯祠里，谁能不为这首诗里所感叹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伟人悲剧命运生发出共鸣呢？因为，按照亚理斯多德的论点，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像诸葛亮这样一位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分、超凡能力的智者，也难逃毁灭的结果，就更是令人哀惋的悲剧了。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做出了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他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地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订的统一大业，做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所以说，诸葛亮这位大政治家，从他走出南阳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但是，在汉末群雄割据的诸侯中间，除不停厮杀外，有远见卓识者极少。刘备在未见到诸葛亮以前，也像亡命徒似地流窜。所以，在刘备三顾茅庐后，孔明说的一番话，后来被称之为隆中决策的鼎足三分论，不但刘备闻所未闻，连曹操也很怕这个“新思维”的出台。当他听说吴蜀联盟，吓得手中的笔都掉到了地下，可见一个政治家的正确理论，所具有的震撼力。曹操忙不及地派兵攻打荆州，然后，又发动赤壁大战，也是想把这个主意掐死在摇篮之中。
没有孔明，没有三国局面，自然也就没有蜀国。但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做过多么伟大的事业，无论怎样的了不起，并不等于是一个永无过错的完人。诸葛亮受到万世敬仰，然而细细考究他的一生，特别退缩到四川以后，在治理天府之国的方针政策上，是有严重失误的。一到武侯祠，崇敬之余，难免不想到这些。
南北朝时，有一位叫崔浩的北魏宰相说过：“诸葛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另一位叫李特的首领进到四川，看到这么一块好地方，认为诸葛亮竟不能辅助阿斗坚守，早早地就亡晋，大为这位伟人嗟叹一番。
这恐怕和诸葛亮入川以后的施政过严、失却民心有关。
诸葛亮和法正谈过，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从严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威之以法，这是一个政权进行统治的手段，否则，无法无天，国家机器就难以运转。但是，在执法过程中，无论失之过严，还是失之过宽，都会产生弊端。诸葛亮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当然是为了竭蜀中的财力、人力、物力，保证他六出祁山，大举北伐。因此，他在蜀中立法用法上，偏向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
这就是中国人凡矫枉必过正的老毛病了。不过正则不矫枉，自然就扩大化，不枉也枉，那就是冤枉了。结果，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再加上他脱离实际，不自量力，不晓得使饱受战乱的老百姓休养生息，他一心恢复汉室，便频繁地兴师动众，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
由此可见，诸葛亮三分天下的理论，伟大无比；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态度，英明无比；他的匡复汉室的决心，自然也是正确无比。但是在实践中，求之过严，失之过苛。据说，他在军中，罚二十棍，必亲自在场监刑，这样的惩罚主义，民心难附，群情拂逆，自然在执行政策中不易奏效。
因此，哪怕非常正确的理论，若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尽管他出自非常良好的愿望，也是徒费心力，得不到好结果的。这，大概就是诸葛亮的性格悲剧了。
其实，我们在生活现实中间，并不难发现这种急于求成、立盼成效、过分苛刻、不容宽贷的同志。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是对的，但罔顾主客观的不同环境、人与人的差距和事实上的不平衡，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是很容易碰钉子的。这些同志之所以不大信任别人，事必躬亲，不假手和不放心别人，在被人尊崇和敬而远之中渐渐孤立，就是像诸葛亮的性格一样，过严过苛过细和过于自信，这样必然会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置上，由于情感的介入，好走极端，以致碰壁或者败绩。
在武侯祠里的大殿门口，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
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站在那里，仰望这三十个字的对联，觉得大有深意存焉。能把这位大政治家在蜀中统治期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用这短短的两句话，进行了一番总结，真是见解独到，卓尔不凡。
看起来，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不仅治蜀，治哪里都是值得深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