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请客，有一道菜，叫茄鲞。那位在村子里常年吃茄子的老妇说：“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众人告诉她，千真万确是茄子。她再尝了尝，也果然有一点茄子香。然后她请教做法。凤姐说：“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它，怪道这个味儿！”

仅仅一道茄子菜，就费这么大的功夫，不得不叹服中国人的讲究口福。

其实，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独创性的民族，都是在棍子敲在脑袋上，板子打在屁股上，才肯变一变祖宗之法的。单单在烹调上，我们完全可以扬眉吐气，全世界的人不能不膺服于我们中国男女之能吃、会吃、善吃、敢吃，以及殚思竭虑，想尽一切办法，变出种种花样的吃。

曹雪芹是吃过来的人。不过他在写怎么吃茄鲞的时候，只有精神上的满足了。

中国人的吃，归功于神农氏带的头，他老人家就敢什么都尝一尝。

我对这位先祖，恭敬之余，也有些微词。神农尝百草，算是开了一个坏头。因为这个基础，他一开始没有打好，尝百草的这个“草”字，一下子把中国人的食谱框死了。于是乎，吃茄鲞，那是佼佼者，大多数张嘴里，灰灰菜，曲麻叶，榆树皮，橡子面，以及艾蒿、蕨根、地瓜蔓、萝卜缨，就和五千年来的中国人的胃分不开了。要是神农氏当年尝的是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加州牛肉面的话，也许今天，洋人就赚不了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所以，我每当读到《红楼梦》里的吃喝，以及老饕们写的令人馋涎欲滴的文章，如何制作老边饺子，如何来吃手扒羊肉，如何清蒸西湖醋鱼，如何品尝游龙戏凤……常常不怀好意地猜测，这些美食家们究竟是吃撑了才想起来写的呢，还是饿怕了之后产生创作欲望的呢？以我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大概属于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我们尊敬的曹雪芹先生，就是一例。在当代中国，过了而立之年的人，谁敢侈谈自己从未经历或大或小的饥饿呢？所以，他们能够写得这样津津有味，直舔舌头，也许，某种程度上是下丘脑那主管摄食的神经饥饿反射的结果吧？这也合乎“饱暖思淫欲”和“饥饿出文学”的古来之言了。试想，一个人从肥牛海鲜火锅餐厅喝了茅台，又揣了茅台，被人架着，醉醺醺地出来，钻进汽车，除了吐出些令人恶心的东西外，肯定是写不出任何作品的。

喝了还要拿，吃了还要带，这种吃心理，真值得研究。刘姥姥离开贾府，带着板儿回乡，还要了一些点心果子之类，何况时下那些达官贵人嘛！

最近，经常看到一些去过外洋的人，写外国人如何招待咱们中国人的访问记之类文章。要点不外乎：一赞叹外国人的“小气”，二批评中国人的糜费。一道汤，两道菜，刀叉盘碟，换得倒勤，但实质内容，却不见丰盛，然后上甜食，就“拜拜”了。

中国人劝酒，一个音节，“干”，或两个音节，“干杯”；英语里的这个意思，“cheers”，是三个音节。从这极微小处看，中国人讲究的是干脆利落，直奔主题，能少说一个字，绝不多说一个字，以大快朵颐为主。外国人就不同了，一入座，主人敲敲玻璃酒杯，开始讲起，不让你站起来的两条腿和擎着酒杯的一只手发酸，是不会住口，跟你“cheers”的。

我是孤陋寡闻的一个，依愚之见，在这个世界上最能发表长篇祝酒词的，要数格鲁吉亚了。每位在座的陪客，都要当仁不让地致一通祝酒词；而且热情洋溢的程度，保险一位赛过一位。翻译过来，其内容着实精彩纷呈，绝非时下某些文坛小瘪三那种干巴巴的大批判文章所能望其项背的。

幸而，他们的饭菜和口味，还未完全欧美化，否则这一通精神食粮，真是叫人吃不消的。如果说，外国人的宴会是吃精神的话，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宴会，则是百分之百地吃物质了。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江河吃到海洋，水陆杂陈，纷至沓来，大有不吃到海枯石烂、山穷水尽誓不住嘴的意思。

真是厉害，越不让吃什么，越吃，明着不能吃，暗着吃。越珍稀的动物，越吃，不趁着有的时候吃，绝种了还有屁可吃。于是乎，越值钱的越吃，越难弄的越吃，越金贵的越吃，越是异想天开、别出心裁的越吃，越是普通老百姓吃不着的越吃，越是能吃得比别人高一筹的，哪怕不好吃，也越要吃。而且，越是文化层次不那么高的，越暴发户的，越突然抖起来的，越舍得牺牲自己的胃。

这种吃心理，很耐人寻味的。

我知道，报章上不晓得披露过多少回关于公费吃喝的文字，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似乎将这一大糜费，归罪于吃饭人的觉悟不高，归罪于对公款的不花白不花，不吃白不吃的败家子作风。所以还有红头文件，明令规定四菜一汤和工作餐不得超过若干元的标准，以遏制这股吃喝之风。

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窃以为这是一种民族吃心理的表现，不完全属于道德范围，决非靠一纸命令就能提高思想认识，就能解决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