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在巴黎逗留期间，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好朋友。他经常到他家去做客，给他的孩子送礼物，还一起到街头咖啡摊去喝土耳其式的黑咖啡，谈论文学。以写《最后一课》而被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都德，在当时，也曾是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的六作家之一，是一位与莫泊桑齐名的人物。左拉在当时法国文坛，也是一位扛鼎人物，他看中的作家，自然也是有分量的角色。

都德为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位俄国朋友而高兴，还在《巴黎三十年》里，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和文字交。讲述这位异国朋友怎么样地吻他的小孩，怎么样地在他的客厅里谈笑风生，如同家人般地亲密。后来，屠格涅夫死后，都德无意中，发现屠格涅夫对他文学成就评价极低，说他是“我们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于是感到很伤心，很失落，好些天连咖啡馆都懒得去坐了，这实在是很扫兴的。

屠格涅夫先生也太瞧不起人了。

一个作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行之间，当面的评价和背后的议论，有时候，是会大相径庭的。因为作家是不大容易钦服同行的，衷心说好，通常是不多的，而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乃至摇头，倒是不少见的。这位对都德阳是而阴非的屠格涅夫，当然是大作家，但都德也绝不是“同业中最低能的一个”。他的《最后一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引发了多少不想当亡国奴的人的共鸣啊！问题在于作家看不起作家，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一种通病。尤其在等量级的作家之间，彼此服气者，是不太多的。

为文学计，宽容应是第一位的。

荷裔美国人房龙说：“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在作家这一行里，具有这种狭隘偏见的不够开明的充满妒心的同伴，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好，更不能容忍自己比别人差，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永远挑别人的不是，总是以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总是酸溜溜以绿色的眼睛看待别人，从古至今，一直到文学新时期，这种人从来是不乏见的，而且有弥来愈甚的趋势。

我们看到，挂在树上的果实，无不透出大自然精心而又平衡的生态安排，让每一颗果实拥有一方属于名下的世界。不因为自己鲜艳夺目些，就眼皮抬高小视同类；不因为本身色彩比较暗淡而自惭形秽；不因为自己饱满硕伟些，就恃强逞胜把别人挤到一边去；不因为尚未熟透的稚嫩而退避三舍；不因为自己甜蜜可口些，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拒绝宽容；不因为有一点生涩而有人微言轻的自卑；不因为早开花早结果，就摆出老资格来恫吓后人；不因为晚了几步而忐忑不安踟蹰不前。它生在那个位置上，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替代的，好也罢，不好也罢，它就是它，别人既不能奈何它，也无法改变它。嫉妒，它要生长，不嫉妒，它也要生长，总的历史走势，就是这样不停地前进着的。

文学的生态平衡，其实也应如此。天地如此之广漠，空气如此之清新，阳光如此之充足，雨露如此之丰美，每一颗果实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这就是“万类霜天竟自由”的局面了。人们总是赞叹大自然，它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有这份自由。若是哪颗多事的果实，嫉妒得非要伸出头来，探出手来，管别人的长长短短；若是哪颗不自量力的果实跳出来，嫉妒得非要大家以它的意志为意志，再说些煞风景的话，做些煞风景的事，那就十分地败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