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写过一篇杂文《唐朝的钉梢》。

文章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他是从《花间集》中，一首张泌的《浣溪沙》词：“晚逐香车进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谈起来的。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一向以为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

《花间集》，这部晚唐、五代词的总集，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雪……”，到最后一首李珣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都是男情女爱的浓词艳曲，一点时代气息也没有，一点人间社会大千万象也看不到。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风月之事。

编选者赵崇祚生平不详，据欧阳炯序，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同时代的书商、出版家，或者是资深编辑。看他的艺术趣味，倒与当代那些爱“写”和爱“出”露骨性描写的作家、出版家，不谋而合。这位编选者，对于情爱的文字、性欲的隐喻、肉感的表述、猥亵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别偏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不那么一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这部《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都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一言以蔽之，情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着力于华丽文字，热衷于柔漫情致，在这样一种文学时尚引领下，唐五代的半个世纪里，诗人养尊处优，社会现实不屑一顾，躲进象牙之塔，民间疾苦置若罔闻，其结果，民族精神的黄钟大吕，时代风貌的大雅之作，传唱千古的经典名篇，家弦户诵的诗词隽句，他们统统是交了白卷的。

据欧阳炯受“卫尉少卿字弘基”（是否即为赵崇祚，已无考）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炯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这一时期上层社会，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至士大夫的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也一窝蜂地跑到书店里去买这类谈情说爱的作品。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好像五代十国那个时代，真如欧阳炯在书序中所言：“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是一个伊甸园式的无忧天堂，那当然是这位舍人的自说自话了。

其实，唐末，至五代，至宋初，是一个战乱频仍，打得不可开交；灾害不断，老百姓苦难深重的时代。唐末、五代之人食人现象，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之一。所以，《花间集》中那些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快乐男女，不过是闭着眼睛，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宋史·欧阳修传》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的失语。

就以《花间集》这部书的自身命运而言，也证明那半个世纪的战乱，对于中原和长江流域一带的毁坏，到了山河颠覆，荡然无存的程度，绝非花间派诗人笔下所写的那个甜得腻人的样子。五代的《花间集》版本，到了宋代，就在战乱中绝迹了。近人李一氓是研究《花间集》版本的权威，对于“赵崇祚”与“卫尉少卿字弘基”，为一人，为二人，宋人都讲不清楚，他都感到纳闷。对此，他不由得发出宋人“已不能详五代时人时事，殊可异”的感慨。由此看到那个真实的饱受战争荼毒的五代，绝非《花间集》里那个莺歌燕舞，花好月圆的世界。所以，南宋诗人陆游，为当时出版的宋版《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陆游是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他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那样优哉游哉的文字，感慨良多，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诗人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读《花间集》，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人民之短，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明白该借什么，该鉴什么，那真是大好事了。那样，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些为文者，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