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奸，有好的吗？当然没有。

但有一种论调，认为附敌者中，确有一些好的，比较好的，由于不得已的难处而落水的好人，譬如周作人，即是。“好汉奸论”，就是这些并非等闲之辈的文章中，曲笔为之回护，粉饰，吹捧，美化，而得出的结论。随着这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文运日盛，鼓吹愈炽，“好汉奸论”，也越来越热烈。令人匪夷所思。

想想，也不禁呜呼，与知堂老人同时代，文章写得同样好的郁达夫先生，跑到南洋去，搞抗日宣传，最后，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真不如去当个“好汉奸”了。他有一千次机会当，他不当，偏要让鬼子“死啦死啦”地干掉，实在是天大笨伯了。

也许由于产生卖国贼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缘故，那种曾经有过的切齿痛恨的感觉，渐渐淡了。即使在电影里出现戴墨镜，穿黑色拷纱衫裤，腰里别盒子炮的汉奸形象，也多是供人调笑的丑角。可见时间真是一贴最好的安慰剂，人们对于二战劫难的记忆，即或当事者本人，也远不如五十年前那样强烈。

或许，这正是人的可贵之处，不能永远生活在冤冤相报，再无终结的仇恨当中。于是，说不上是宽容呢，还是有意的忘却，就对那些人最坏的方面，尽量不再作过多的计较。罢了罢了，无论如何，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也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清算。这样，使得某些心有不甘的先生们，耐不住寂寞，一定要给周作人头顶上增添几道灿烂的光环。

无独有偶的，这种翻过头来倒清算的回潮现象，不仅仅在中国，西方也有呼应的，真是不亦怪哉。

最近，德国有一位叫多洛丝哈根的女作家，出版了《没人逃脱削发的命运》一书。这部名不见经传的洋人著作，国内目前还没有见到全译本，从简介的短文中，大略知道一些内容。二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西欧、北欧，有许多与德国军人“私通”的女人，战后，她们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惩罚。文章的标题，颇具耸人听闻的效果，《卍字烙在额头上》，副题《二战中与纳粹“私通”的女人们》。读了这篇肯定她们“私通”行为，并谴责民众残暴的文章以后，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中国的周作人为“好汉奸论”，自然也站得住脚了。于是，敬奉者视若神明，膜拜者为之洗罪，出版者大把捞钱，别有用心者拿他来否定进步文学，知堂老人名前的兴旺香火，成了近年来文坛的一方风景，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这种脑筋急转弯，未免太快的世道，让人寒心。

二战中，贝当和赖伐尔的维希法国政府，被称之为法奸，那时孤岛上海的法租界里，有一条马路，叫做贝当路，义愤之士要求改过名的；挪威陆军军官吉斯林，给德国人当狗腿子，被称之为挪奸，他的名字遂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甚至在辞典中，有这样一条专属词语。如果因与法西斯“私通”，就给这些妇女，锡以法奸、挪奸的罪名，钉在耻辱柱上，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民众不肯原谅她们，也不是没有道理，她们终究和日本鬼子强征的随军慰安妇不同，不是十分强迫地为德国侵略者献身，怎么说，这是不光彩的行为，本国同胞的谴责，无可非议。

至少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报复情结，不是那么容易淡忘。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忘记这样一个背景，当德国女作家笔下这些妇女，与法西斯“私通”时，就在波兰的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成千成万的妇女，还有儿童，正一个个脱得赤裸裸地，排队走进毒气室；当这些“私通”的女人，“为元首贡献一些德国人后代”的寻欢之时，也是那些受难者，头发剪下来作织物，皮肤剥下来做灯罩，金牙敲下来再熔铸，被兽性的法西斯残暴蹂躏之日。那么，饱受二战创伤的愤怒群众，做出一些过头的事，值得在五十年后予以清算吗？

我很佩服这位女作家的无动于衷，对残酷的往事，那种“零感情”式人全然不顾。而战后当地民众，对这些附敌的女人，一时冲动的报复行为，却大做文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应该说，与德军私通的女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弱者。很多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法西斯投怀送抱。但不能不使人思索：历史，需要公平，譬如公平地对待这些当时曾与敌人“私通”的妇女；但历史，更需要正义，否则，那边赤裸裸地死亡，这边赤裸裸地上床，那边在敌人刀下，死无葬身之地，这边膜拜之余而要洗却他的汉奸罪名，历史不是天津大麻花，可以扭来扭去的，如果将与鬼子睡觉的女人，奉为圣母娘娘，而将投江的抗联女战士，跳崖的抗日游击队，列入傻瓜卖命之流，民族大义，成为一块抹布，人间公道，只是一摊狗屎，岂不应了孔夫子的一句话，“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了。

所以，时下文坛上，鲁迅先生被老少爷们一股劲地开骂，周作人开光以后，浑身上下镀金，光芒万丈，如此颠倒黑白，如此罔顾是非地改写历史，不仅是对逝者的亵渎，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强奸。在这位女作家笔下的“私通”妇女，有的描写得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与法西斯侵略军的“爱情”，如何地天长地久，如何地情深爱长，以此类推，岂不是被皇军征去用作性奴隶的亚洲慰安妇，万不该要去讨回公道了么？

这部《没人逃脱削发的命运》，与中国境内的“好汉奸论”，很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让人忍不住要问，这世界究竟怎么啦？

二

这篇作品的简介，在几家报纸都刊载了。

开头部分，先描写了一幕血淋淋的场面：“两名年轻的男子反剪着她的双手，另外两名男子粗暴地朝她的头发剪去。剪刀在她头皮上刺开一道道口子，鲜血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最后在她的额头刺一个血红的纳粹标志。她三岁的儿子在一旁瞪着恐怖的眼睛看着这一幕。”接着又写道：“这是1945年5月的挪威，处处是一派庆祝胜利的节日气氛。”报纸在刊出此文时，还配有一幅法国摄影师拍下的法国女人被削发以后示众的照片。

霍桑的小说《红字》，通奸者的耻辱标志红“A”，是刺通奸女人的胸前。但对与法西斯“私通”的女人，惩罚者却将卍字明显地刺在额上。在中国古代，这是一种刑法，叫做黥刑，墨刑，我们读《水浒传》，梁山泊中，有几位好汉就曾是被刺配过的。刺，就是在脸上刺字，不论你走到哪里，明显的耻辱标志便跟随你一生。一九五七年打右派，惯常的说法，就是给某某人戴上帽子。这种戴帽子的惩罚，说穿了，也是黥刑的变种。如果生在宋朝的我们，很可能在脸部的右颊上，要留下一些花样了。不过，终究时代在进步，这种人身和人格的污辱，已受到文明的唾弃，只是在极个别的时期出现，所以，也难怪法国作家萨特，惊呼当时的野蛮做法：“这是沿用了欧洲中世纪的残酷惩罚方式。”

说老实话，我觉得大作家萨特，无须大惊小怪，假如他的邻居，是一位这样身份的女人，德国鬼子进来出去，他作为一个法兰西人，会感到开心吗？

随后，我在电话里问了几位作家，和几位非作家，询问他们对于这则报导，这个镜头，和当时西方民众的粗暴做法，有些什么看法，是不是也像萨特那样惊呼？出乎我意料的，所有人的反应，都相当平淡。一位非作家的前中学校长，“哼”了一声以后，大不以为然地反问我：“在‘文革’当中，这种将头发剪掉，予以示众的刑法，我还亲身领教过的呢？至今被薅的头发，还留下疤痕呢，也不就这样了吗！”接着我又问，如果，万一，有人认为汉奸有好的，你怎么看？

她的回答倒也简截：“别扯淡了。”

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看事情，谈问题，着重点是很不相同的。外国人把脸上刺上耻辱标志，比之与侵略军睡觉这件事本身，还要在意些。中国人，认为当汉奸，是罪不可赎的，而受一点应该受或不应该受的惩罚，时过境迁，往往不太在乎。削去女人头发，以示惩戒，从多洛丝哈根的书，和萨特的惊呼，证实外国人当回事的事，而在中国人的眼中，就不大当回事。

因为，外国自中世纪以来，文明渐进，野蛮稍寝，削发刺面的黥刑，已不存在。而在我们这个文化古国里，将头发剃掉一半，或在头发中间，像犁地似的豁开一条沟，这种官方用，民间更用的刑法，从宇宙洪荒，到十年“文革”，断断续续，从未绝迹过。红卫兵还想出一个挺富黑色幽默意味的名称，叫做剃阴阳头。这种惩罚一旦成了家常便饭，中国人自然“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羞辱多了，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她奇怪我征询她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当即幽我一默：“你当过‘右派’，在‘文革’中，没关进牛棚，没给你剃度过？”说实在的，若非她的提示，我也差点忘了个干净，可见“好了疮疤忘了疼”，是我们许多人从心灵深处特别贱皮子的根源。所以，多洛丝哈根的书中，那种对于羞辱惩罚的敏感，我们中国人是不能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