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危险房屋。市政当局好像计划拆除,但也只是计划而已。亏得大家能够将就凑合,楼房里的二十家住户(自然也包括我),竟然在危楼里生活了许多年。谢天谢地,现在,谁也找不到这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楼房,它那破陋衰败的形象,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危楼原址正在破土动工,大兴土木。据说不会很久,S市的最高层建筑物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危楼不存在了,但危楼的居民还在。下面所讲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一:一个拼命节省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
文革已经是昨天或者是前天的故事了,虽然还不到夏商周那样遥远的程度,但人们努力忘却的心情,倒希望那梦魇颠倒的日子越远越好。但是,如今提笔来写这幢互相谗嫉又互相亲昵,互相捣鬼又互相拥抱的危楼居民,不得不回到那灰暗的阴霾的十年里去。有什么法子呢?诚如一位西贤所说:“正经的年代产生严肃的人,狂悖的岁月产生荒唐的事。”而阿宝突然发财而至歇斯底里的故事,确实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才会出现。
啊!那奇迹般的十万元巨款,简直像一场荒唐的梦,随着这故事,又在我脑海里光怪陆离地出现了。我记得索尔·贝娄这样描写过:“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着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那捆扎得结结实实,像十块沉甸甸砖头似的人民币,当真地把危楼照亮了。而光亮度最为集中的焦点,就是这位孑然一身的阿宝,一个极普通的炊事员。但是太强烈的阳光,却使这个可怜人,出现了日射症的反应,太悲哀了!十万块钱,一笔横财,幸运与苦难几乎同时降临到这个年轻人的头上。尽管与此同时,还有抄家的搜查队,还有戴红箍的专政队伍,还有幸灾乐祸的眼神,还有当时很盛行的人皆为敌的仇视态度……这一切,也许是金钱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围观的危楼老少,竟看不在眼里,而把双眼死死盯住那十捆人民币。就在这个时候,阿宝好像再也承受不住这有形无形的压力,口齿不清地嗫嚅了几句;满腔怨忿随着粘痰涌上来,口吐白沫,往后一仰,休克过去了。
在危楼各色人等中,也许只有乔老爷算得上是阿宝贴近的邻居。其实,阿宝是个不愿去打扰别人,也不愿别人来打扰他的人。他的哲学是独善其身,即使受过他父母托过孤的,作为保护人的老乔,阿宝也恭而敬之地保持住距离。尽管如此,热心肠的乔老爷还是抢前一步,扶起脸色灰白,牙关紧闭,人事不知的阿宝。而且,似乎不怕什么牵连,也无所谓忌讳,更不在乎非我族类的眼色,抱住阿宝,沿着危楼里扭曲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送这个非常需要钱,但有了钱以后却成了心病的小伙子去医院。
追着乔老爷而去的,是我们这幢危楼的居民组长,一位年过五十,但精力旺盛的范大妈,就是她把抄家的搜查队,文攻武卫队伍引到危楼来的。以一种胜利的骄傲,一种不出所料的称心劲,赶到乔老爷前头,拦住他,似乎对一个大逆不道的劫法场的罪犯,喝问道:“你把他弄到哪儿去?”
其实,要不是阿宝决心摆脱这笔财富,给那帮气势汹汹的家伙,讲出巨款的下落,任凭他们把危楼翻个底朝上,也决不会找到的。凡文革中抄家的能手,倘非贼星照命,想乘机发财者,便是泄私忿者。或者两者都不是,只是一种暴虐狂,真为所谓“革命”者并不多。然而,阿宝却像佛经故事里所讲的造舍利塔以赎身的施主那样,他本意倒是想超脱自己,结果反而把自己造到了塔的里面出不来了。他交出了这笔巨款,理应得到表扬,哪怕是一点鼓励或者肯定,也该有的。可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相信阿宝还有十捆这样的钞票,藏在另外什么地方。文革那几年里,大家聪明得对谁都不讲真话,因而对别人的话,也决不可能相信。人与人之间隔堵墙,彼此窥测,满腹狐疑。所以只认为阿宝另有十捆,而不是百捆,应该说相当宽容的了。
抱着阿宝的乔老爷,当然恨这个被保护人,发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招呼不打一声。这种不尊重、不信任的情绪,使得乔老爷十分懊丧。“难道我老乔是贪小爱财之辈?要是你这个小伙子早偷偷地找我商量商量,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范大妈一拦一挡,乔老爷发现自己更恨的倒是这个可恶的女人,她已经不止一次引鬼上门,抄这家,抄那家,弄得本来岌岌乎危哉的楼房,更加摇摆晃晃。只要J巷外Y大街一过重型车辆,可怜的危楼便像打摆子病人那样瑟瑟颤抖。如今那帮抄家队大有不找出另外十万元,决不罢休之意,一个个像喝醉了酒似的,拆间壁墙,撬水泥地,扒天花板,非把危楼毁于一旦不可。乔老爷这个一生乐呵呵,似乎从不知忧虑的人,头一回金刚怒目式瞪着抄家得了理的范大妈,狠狠地啐了一口,梗着脖子走出危楼。
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不答话再加以一啐,乔老爷终于吐出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气,因为他和他那三十年代当过明星的妻子,也曾被这帮职业抄家队光顾过。他老伴一点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就在那回抄家中不翼而飞,而且还不敢声张。因为对旧电影明星的信任程度,连阿宝的百分之五十还不到。如果你有金戒指,肯定会有金手镯,必然会有金项圈。真到棍棒齐下,皮开肉绽之时,你乔老爷给怎样搪塞?忍了吧,打碎牙往肚里咽,谁让你娶了电影明星哩!连你通红通红的好成分,也给冲淡了。其实老乔年轻时也是纨袴子弟,不过衰败得早,后来下海演话剧,剧团垮了蹬三轮,紧接着解放,成了无产阶级。没想到文革一来,旗手专门收拾三十年代,他也跟着倒霉,但他这啐受到大家的拥护。房子固然不好,没有一家住户不怨天尤人,骂爹骂娘的。但目前它还能挡风遮雨,还能提供你哪怕是絮一个窝的空间,而拆迁搬进新房的希望又那样渺茫无期,眼睁睁看这样折腾作践危楼,是相当愤慨的。所以对范大妈特别的不满意,尤其不满意她那张年轻时也曾漂亮俊俏过的大脸盘上,露出来的飞扬兴奋的神气,最好朝她脸上啐痰才解恨。
范大妈才不在乎这些,或者也可能她根本不曾察觉邻居们异样的眼光,追出大门外,在J巷里继续拦截乔老爷,不让他走。就在这个时候,从巷口浩浩荡荡杀进另一支人马,顿时间烟尘蔽日,喊声震天,立刻把危楼团团围住,枪炮对准,子弹上膛,电喇叭声称阿宝是他们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有权处置,而且十万元是阿宝向厂领导主动交代的,应归工厂。拿到钱的这一拨自然不愿交上去,其实他们也未必敢私分,现在争的无非是功劳归属权的问题。双方用革命的词藻:什么摘桃派呀!什么躲在峨眉山呀!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中国人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界,在那十年间,不知怎么搞的,动辄拳头开路,枪炮说话,打个不亦乐乎。这两拨争夺的焦点,是危楼那颓败残破,本已不怎么体面的大门。经过一番拉锯战以后,门倒了,门框也散了架,门外的一拨蜂拥而进。双方肉搏血战了一番,有脑袋开瓢的,有肚皮豁开的,至于皮破血流,手足脱臼的,更不在话下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休战,各取走五捆砖头似的人民币,撤离了危楼。劫后余生的男女老幼,从躲藏处跑出来,各自收拾被当成战场的家,最堪钦佩的,这些武斗战士于混战之中,能忙里偷闲地顺手牵羊,不失时机地捞些外快。所谓文革成果最大最大,就造反起家者而言,是很准确的。可危楼的大门,自此直到文革结束,一直无人过问,能掩饰危楼破败的这一点门面失去以后,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了。
阿宝的昏迷,还未到得医院,倒也无药自愈了。睁开了那双由于精神折磨而塌陷下去的眼睛,发现蹬着平板三轮的,是乔老爷,在后面推车的,却是他最害怕失去,然而并未失去的未婚妻。轻轻地叫声阿芳,两行清泪簌簌跌落下来。在那样岁月里,连爱情都是苦涩的。
阿宝算得上是危楼的老住家户了。一九五七年,我由于写了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碰上厄运,转眼间,好多朋友都做出见面不认识的陌路人一样。为了避免他们尴尬,只好想法离那些聪明自洁的同志远点,就托人在Y大街J巷深处这幢危楼里找了个落脚之地。好像记得搬进来的时候,阿宝还没有上小学呢!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和他那善良得近乎怯懦,本分到愚昧程度的父母亲一样,老实得实在出奇。老实是做人的根本,但过分的老实,以至不能应付世变,显得那样迂腐、笨拙,就未必值得去赞美了。阿宝的双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里,由于过分克尽厥职,以致积劳成疾。随后,在接踵而至的困难岁月中,就相继撇下阿宝和大女儿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阿宝的这位姐姐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提起过。但我觉得正是阿宝姐姐有些什么不名誉、不光彩的污点,使得老两口一辈子像生活在瓷器店里那样,小心翼翼,唯恐碰碎什么地谨慎行事。
阿宝能熬过三年灾荒,也许算人间奇迹。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还活着。他为什么要当炊事员呢?正是那饥饿的日子里,无数次总结经验才得出的结论。以后他上了班——这里我得为我也不怎么喜欢的范大妈记一笔,正是她到阿宝爹妈的工厂去大声疾呼直至吵闹不休,厂领导被她缠得没法,才把连童工都不够格的阿宝收留——从领一笔工资开始,直到今天,除了最低的生活费用外,一分钱的奢侈,都未敢尝试。就这样,聚沙成塔地攒下了两千元存款。可那时候,大家都信奉穷则变,富则修的哲学,越穷越光荣。于是,阿宝这四位数的存折,就成了某些人嫉恨的目标。但同时,也成了女孩子追求的对象。
要照乔老爷的评价,阿宝倘无那张存折,不会有姑娘瞧上他的。他也并不丑,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不知怎么搞的,阿宝的被告面孔,挨打姿态,一种似乎从双亲那里继承下来,在血管里流动的窝囊废气质,使得他好像先天理亏三分的软弱、胆怯、闪让、退避,脖颈和腰杆都不怎么直挺的神态,让人感到扫兴和灰心。但有的女孩子,爱神的箭往往不能射中她的心怀,偏偏很容易为金钱敞开心扉。所以,阿宝一看到那双贪婪的眼睛,怀着觊觎之心,紧紧盯住他胸前口袋的时候,他常常产生一种热辣辣的焦灼感,好像胸脯上抹了芥末面或者辣椒油似的难受。
“你还想挑什么天仙不成?”乔老爷有时急得朝他嚷,“你都快三十了,打一辈子光棍吗?”
老天爷还是慈悲的,它不那么势利眼,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无论城市农村都被搅得鸡犬不宁的时候,在S市Y大街J巷那棵和崇祯爷上吊差不多的歪脖树下,我们可怜的阿宝,和另一个同样可怜的姑娘阿芳相遇了。
当时,阿宝正匆匆忙忙赶往工厂上班,为了节省五分钱公共汽车票钱,成年累月这样步行着。其实,整个厂子早就停工停产,几千职工以革命的名义白吃白拿。可阿宝自打进厂就在食堂,所以不论别人怎样造反有理,他得把大家喂饱。因而在十年浩劫里,真正做到革命、生产双肩挑的,唯有炊事人员。而阿宝又是其中佼佼者,连一分钟也不曾迟到过。
阿芳——请原谅我在《危楼记事》系列短篇小说中,这种对老一辈有姓无名,对年轻一代有名无姓的称呼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的这些邻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已经在银幕、屏幕头角峥嵘,说不定在你家墙壁挂着的明星月历上,有她玉照的阿芳,我更有责任为之隐讳。这随便起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你可千万别去索隐推测,以致对当代明星产生误解——显然还是第一次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同样被文革风波搅浑了水的乡下,来到S市谋生。她迷了路,找不到她要投靠的人家;而且也走累了,靠着那歪脖树歇歇脚,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许是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态,那怯生生、孤立无援的模样,那被刚睡醒的城市所特有的喧嚣纷扰,惊吓的茫然无主的眼色所吸引,阿宝才迟疑地停下来的吧?其实,要不是早些时候,被推了阴阳头的朱大姐(这位过时的电影明星总希望自己年轻,所以喜欢大家这样称呼她)曾经打算仿效她先祖朱由检那样,在歪脖树结束屈辱羞耻日子的话,阿宝决不会驻足,以疑虑的神气打量阿芳的。
朱大姐并不想死,只不过一时气短,悟不过来罢了。等到也是上早班的阿宝,把她从树上抱下,那一口背过去的气,终于缓转过来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活着是多么的好,而且,小巷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清新宜人。这个一辈子不曾生儿育女的明星,像母亲似的搂住阿宝,简直疯狂了似地亲他,感谢他把她救了,还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告诉你乔大叔……”但是,谁知是范大妈有某种特异禀赋,还是她有着业余侦缉的嗜好,好像什么事情都脱不了她那对年轻时也很动人的眼睛。她嘿嘿冷笑一声,揪住这位寻短见者,押往造反部,以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把朱大姐另一半头发也剃光了。“这样也好——”乔老爷端详半天后说,“要是演《阿Q正传》的小尼姑,倒不用费事了!”
还是这棵歪脖树,还似乎是不久前的场面,结果又被似乎像上帝般无所不在的范大妈碰上了。她这一回不是嘿嘿冷笑,不是连忙报告,而是猛扑过来,像老鹰抓小鸡般的,想一把攫获住阿芳,撕个粉碎似的。
阿宝也诧异范大妈那凶恶枭厉的样子,而阿芳——她不像今天这样见过世面——被那五官挪位,肉丝都横起来的脸,吓得直是索索地抖。尤其那沙嘎的声音:“你干什么?你想在这儿干什么?……”如同多年不上油的车轴在转动,使人感到扯心拉肺一样的难受。她求援似的叫了一声:“大哥——”期望着阿宝,此时此地也只有他能证明,她在这巷子里,除了歇歇脚,什么坏事也没做。阿宝这个人,虽然有那种胎里带的软弱,但他的同情心,也并不比别的正直的人少一点。不过,自觉地位卑下,力量微薄罢了。但今天,也不知从哪平空增添一股勇气,竟敢斗胆拦住范大妈,护住已不知所措的阿芳。
范大妈胳膊一震,没想到一个软柿子捏的阿宝,竟敢公然抗拒或者蔑视她的权威。开头,她只是出于一种好意,认为这棵歪脖树,肯定有找替身的吊死鬼在作祟,朱大姐上吊未成,现在又来个讨死的。所以,她恶狠狠地扑过去,倒不冲阿芳,是冲阿芳背后那个伸出尺把长鲜红舌头的吊死鬼。她看不见,但她相信有。实际上她有点迷信,而且她认为自己佩戴的文革期间很盛行一时的革命装饰品,具有某种降妖伏魔,驱邪避秽的功能。这自然是可笑的,有些荒诞不经。可她,却是至诚地相信,你拿她有什么法?正如她早年间装神弄鬼一样,硬说有位仙姑附在她身上。搬到危楼以后,还闹过两回,她丈夫那样狠狠揍她,也无济于事。一折腾就是半天,遍地打滚,口吐白沫,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看来,只有鹤翔庄的自发功可以解释这种悖谬了。但是,胳膊震麻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妨碍她履行职责。一种似是天赋神权,范大妈批准自己监管坏人,并且防范那些可能沦为坏人的好人。前者如黑五类,黑九类;后者则由她疑神见鬼去划圈。至少在危楼里,能够让她放心的,绝对纯粹的好人家是没有的。甚至像孤儿出身的阿宝,她也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点儿,好像他那样节衣缩食,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似的。尤其有一回,邮局把一笔汇往灾区的百元款项,东找西查,终于证实是他寄的,并退还给他的时候,阿宝死活不认这个帐。这件事轰动危楼,它使人们看到虽然卑微,虽然无足轻重,虽然像躲在窝里不敢探头的鸟那样的人,有颗多么善良的心。尽管他非常节省,但并不吝啬。可范大妈却从此认定阿宝的钱来路不正,于是他成了她心目里另册上的人。“好!你竟敢和盲流串通一气!”马上严词责问,“她干吗的?她找谁?她有证明吗?她什么成分?你——”范大妈转脸对阿芳,“走,跟我到街革联去谈谈!”
乡下姑娘哪里懂得街革联其实是街道造反革命联络站的简称呢?那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甚至在动物园的猴笼里,不知谁塞进一块木牌,上面居然写着“红面猴造反总部”。这当然是恶作剧,但猢狲们不知底里,上蹿下跳地抢着玩,倒也是现实的缩影。我一直怀疑是乔老爷干的好事,但他矢口否认,可又不掩饰脸上流露的得意之色。阿芳哪有乔老爷的胆量和幽默感呢?一听要谈谈,便知道不是好去处,连忙以乡下人的聪明,拔脚就跑。
范大妈马上就判断她不是好人,只有坏人才心虚胆怯,大喝一声:“站住!”随即追赶过去。阿芳慌不择路,摔了一跤,连随身带的包袱也来不及捡,爬起来没命地冲出J巷,很快消失在Y大街的人流里去了。
阿宝也许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一个女人的屈辱,他感到十分痛苦。以能够与范大妈媲美的高嗓门,冲她恶狠狠地说:“你像话吗?欺侮人!她怎么碍着你啦!”
“欺侮?”范大妈不解地重复一遍。那腔调,表明了这个字眼在这种场合,纯属多余。对于被她监管和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欺侮,不仅是必要的,还是正当的。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阿宝夹着这个轻巧的,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走到巷口,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他估计,过不一会,这个乡下姑娘会踅回来寻找。阿宝等啊等啊,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买票坐车去厂里给造反派做饭。午饭开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白白耗去一个下午,不见她人影。傍晚,阿宝接着等,在路灯下,溜达到深夜。实在太晚了,才姗姗回家。阿宝自己也诧异,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是因为她可怜?因为她受欺侮?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
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
几经踌躇,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真有点像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唯一的奢侈品,是面小玻璃圆镜。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但阿宝怎么看,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看来乡镇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能把人照得完全不像自己。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常常总不吻合,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
就在此时此刻,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可当真地去闻,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他不由得问自己:“她这会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没有粮票,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霎时间,一种同情,一种关注,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情,从胸臆间油然升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决心到此时此刻,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
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沉重的。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也许脚步会迟疑,不像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那速度,真好比两肋生翅,脚底生风,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心头那股热劲,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塞在他胸膛里似的,那样实在,那样熨帖。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立刻警告他的话:“那可是个无底洞!”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阿芳说了,她不会拖累我的,她能养活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帮助我呢!”
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说得好听,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也许他正和他老伴,从街革联请罪回来,心头老大的不顺。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是给坏人准备的,乔老爷当然不算,但他老伴算,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谁曾想到文革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倒越发风雨同舟地亲密了。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陪老伴请罪。从此,他每天清晨去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必要时揉揉眼睛,泪水就辣出来了。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老爷为首的流泪表演呢!
阿宝振振有词地回答他的保护人:“你都能为朱大姐把眼睛辣成了红眼耗子,我怎么就不能为阿芳——”
乔老爷截断他的话:“这姑娘再好,她的农村户口,是你一道过不去的关口!”
“范大妈她答应帮忙——”
“什么?老范婆子?”乔老爷眨巴着辣劲未过、泪囊肿痛的双眼怔住了。
然而,确确实实是范大妈。
阿宝怎么也料想不到会在票房里,碰上他恨不能咬一口的范大妈。而且更出乎意外的,正是这个范大妈,在挤得满满登登的,上访告状,革命串连,等待接见,和买票签证的人群中间卖茶汤。尤其让他惊讶的,还是这个范大妈,竟然扬起胳膊招呼他,语调是那样亲热,“快过来,阿宝,帮帮忙!”
他糊涂了,不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范大妈?危楼里那人皆为敌的眼睛,怎么特嵌不到这张做生意的殷勤笑脸上。其实,这正是阿宝的天真之处,在那灰暗的十年里,有多少人向我们展示出双重人格和两面嘴脸啊!不过有的弥合得巧妙些,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范大妈则是属于煮夹生了的饭之类,不免有点硌牙。就如同读有些作家所炮制的作品,外面是国产包装,内里却是洋作家名篇的翻版一样,不仅硌牙,还会让人倒胃口的。阿宝尽管十分地不愿意——他来车站并不是为了帮她做买卖啊!可那张笑脸(据说早些年也曾风流一阵的)使他不得不费点力气,朝她那儿挤去。但双眼却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寻找他一心一意要找到,而且必须找到的那个乡下姑娘。那份迫切的心情,让人感到不是她的包袱丢在他这里,而是他的什么重要东西,被她拿走了,急着要找回来似的。范大妈显然注意到他神不守舍的状态,便问:“你怎么啦?阿宝!”
他能对这位事端制造者说什么呢?只好恭喜她生意兴隆:“想不到这么晚,会有这么多人!”
“你还没见过大串连那阵——”她神采飞扬地回忆不久前那有史以来的壮举,一次上亿人的全国免费大旅游,“哦!我这批过准的,忆苦思甜茶汤,三毛钱一碗,五毛钱一碗,有人还抢不到手呢!”
因为阿宝在炊事班工作,虽然他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但一把炒面,一匙糖,冲上开水,该值多少钱,是算得出来的。现在卖两毛一碗,已是对折拐弯的利润,竟敢百分之三百、五百地牟取暴利,而丝毫不妨碍她自以为很革命的左派身分。阿宝虽说政治头脑少些,也对她坦然自若的神态,有点纳闷。这个年轻人心里琢磨:“她会一点不害羞!”
傻兄弟,比她更心口不一的,比她还要下作,讲漂亮话而干不漂亮事情的人,从来也不像在文革期间那样公开的无耻,简直到了赤条条无牵挂的地步。范大妈只不过是这支长长队伍末尾的一个小卒罢了。至少她在收摊的时候,把赚得的几块钱,塞进口袋以后,说不上是高兴还是忧愁,破天荒充满人情味地对阿宝说:“我要像你有那么多存款该多好,毛毛也能从插队的乡下办回来了。唉,我也不必半夜三更在这儿挣钱,贴补她的工分了!”她又叹了一口气,心情那样沉重,以致阿宝不禁扭回头去打量她。
他们走出永远不拆的脚手架,到车站门前的广场,天色已经微明。这时,范大妈才想起来问他:“阿宝,你干什么来啦?”
“昨天早上,你在巷子里,那歪脖树下——”
范大妈恍然大悟:“敢情她是你对像?”
“啊呀,你说哪儿去了!范大妈!”阿宝埋怨她,“你把那姑娘打跑了,可包袱丢在——”
“你放心!”范大妈说得那样轻描淡写,“昨晚上我在票房见她来着——”
阿宝紧紧抓住范大妈的茶壶水碗篮子:“人呢?”
“我把她扭到车站派出所,交给警察了!”
“你啊!”他搡了她一把,差点把范大妈业余挣钱的饭碗砸碎。
这回范大妈倒没有着急,也许因为她年轻时曾经风流过,甚至成家之后,生儿育女,还暗地里与旧日情人来往。所以她装神弄鬼,惹得死去的毛毛爸死命揍她,都和这段情缘有关。因此,她拉住要去派出所找人的阿宝:“你相上了她?”
阿宝急于要走,没好气地:“相上又怎么样?”
“可她是乡下人!”
“乡下人怎么样?”阿宝不完全是赌气,但语调听起来很像:“我偏还不愿意找城里人呢!”
“那你可得大把往外撒票子,户口、工作,这两样你要想办成,哪样也得一个大数才行!”
“只要有价码,不愁没办法!”
也许她被年轻人的至诚感动了:“要是你真肯掏钱,大妈许能帮你个忙——”她抬头一看车站大钟:“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去,管着那帮坏人请罪,让他们老老实实——”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唤醒了她灵魂中另一个人皆为敌的范大妈,刹那间,那张人情味的脸,布满黑沉沉的疑云,嘴角,眼角,鼻翅都凛然收紧。阿宝急于找人,才不愿意多看她这窦尔敦式的面孔呢!扭身朝车站派出所跑去。
假如不是阿宝赶到,阿芳肯定随着那装满盲流的列车,被遣返到遥远的他乡一去不回了。他冲到停在货场的那列闷罐车上,挨个地从每节车皮,每张面孔去寻找那对难忘的眼睛。一面查看,一面也吃惊车厢里竟然装得下这么多人。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把人变成货物那样对待,就可以随便堆码了。而且,人通常在得意时才膨胀,落魄时就收敛,到挨打时,自然要缩成一团,减少接触板子的面积,所以很有点像罐头沙丁鱼那样挤得紧紧的。
车头已经拉响汽笛,准备起动,阿宝满头大汗,心都急得跳出来,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姑娘(要是知道的话,也可挨着车皮喊叫)。也许他觉得这一次要失去了她的话,大概这世上再不会有那样一双吸引他的眼睛了。即使在车轮缓缓转动,完全绝望的这一刹那间,他还紧紧盯住每一张从眼前闪过的脸。天哪!阿宝几乎疯狂似地跳起来,拼命地喊了一声:“下来,快跳下来!”他一眼瞥见了在人群里,正好奇地向外张望的阿芳。
阿宝来回寻查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过的。但她把他忘了,可经阿宝这一声几乎是力竭声嘶的喊叫,马上省悟过来,而且毫不犹豫,动作是那样麻利,迅速地,从人堆里跳下了车。
她当然不是为那包袱跳下来的,也不是为有一副被告面孔的阿宝跳下来的,她是为可能展现在她未来生活里的世界,扑向阿宝的怀里。现在很难考证,那是不是她第一次的即兴表演?她成功地扮演了妹妹的角色,而且使人相信,由于她哥的窝囊老实,差点当盲流给遣送外地。她的眼泪,她又急又恨的神色,再加上阿宝那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好,和终于找到的高兴,两者混合起来的狼狈相,歪打正着,被持枪弄棒的工人民兵释放了。
谁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在变化莫测,你想得到的东西,哪怕你尽量回避,也很容易地落到你的头上。乔老爷解放前在剧团混饭吃的时候,那样追求已经没落的明星朱大姐,人家还是嫁了个资本家。等到了新社会,这位蹬三轮的无产阶级,拼命想得到他非常渴望的,譬如党票,譬如职务的时候,被遗弃的朱大姐,使他躲不迭地找上了门。从那以后,直到退休时为止,一直是门市部主任,而这个门市部,连他也才有一桌人。范大妈不也这样吗?那么多年,偷偷摸摸和情人来往,且不说得到他,私下见一面,很可能要付出被打个半死的代价。如今,丈夫去世,女儿插队,自己“革命”的时候,却害怕这段旧情了。怕他来,他还真来了,轻轻地敲她的窗户。她求他走,她说她造反了,戴上红袖箍,就不兴再动凡心了。可窗外人执意不肯离开,差不多天天来纠缠,范大妈害怕自己沉沦便报告了,那情人差点被打断了腿。结果也不管用,你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摆脱的。那位实际是毛毛的生父,仍旧不时来打扰。似乎我们的阿宝,也如同危楼前辈,经历着想得到而得不到,想推而推不掉的两种格局的磨难。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影星月历上,那位最时髦、最洋气的女演员,是我们危楼的阿芳。假如我不给你讲这个故事的话,恐怕难以从她时式的打扮,摩登的装束,以及通体的浪漫色彩,而知道她曾经是土地的女儿。拿作家刘绍棠喜欢说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头顶高粱花,从柴禾棵子和土坷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然而人的适应能力也真强,尤其女性,追赶时代潮流,几乎是一种本性。曾几何时,最初走进危楼那阵,还算是朴实单纯,带有乡土气息的阿芳,当阿宝拿出存折上的二分之一款项,为她解决了户口以后,她就成了一个城里人,连S市那种小字眼和儿化韵,也学得惟妙惟肖。接着,阿宝又用剩余的二分之一款项,给她谋到了一份在国营单位的工作(要是集体单位,可少花几百元,但阿宝还是狠了狠心与存折告别),这样,她穿起可身的涤良军便服,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但必须洗白了的军绿色挎包的时候,不知底细的人,常常把她当作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呢!这时,即使拿放大镜,也找不到她一点属于乡土文学范畴的事物了。相反,她倒有资格嘲笑那些怯打扮的同伴,这和有些人自以为写出一点毛姆的冷峻,或者加缪的淡漠;会在作品中贩卖些洋式的玄虚,便藐视一切,性质是相同的,都属于自我感觉未免太良好的假洋鬼子一流人物。
接着便该是危楼居民拭目以待的婚礼了。因为作为邻居的我们,总担心阿宝这种爱情至上主义,会不会得到阿芳相应的回报?真是到了黄金散尽的时候,她变卦了怎么办?你了解她吗?阿宝,你知道她的底细?她的来历?她的家?她的父母?以及她的脾气性格吗?当她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他捏把汗了。问题归结到一点,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宝这大把钱花得不落空;当然,也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芳不辜负这一番情意。可婚礼却迟迟不见动静,不免引起一些议论。危楼的人,实际应算一锅良莠不齐的大杂烩,互相咬起来——常常为一丁点大的事端——竟谁也不肯撒嘴。可是,我的这些邻居,又会为实在不相干的缘由,彼此搂抱在一起,海誓山盟,同仇敌忾。譬如阿宝与阿芳的事情,全楼的人几乎都团结起来,不赞成越来越漂亮的阿芳,而越来越萎靡的阿宝,虽然恨他太多情,一致认为他这种自作自受的苦恼,纯粹是活该的。但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多年,自然地为他愤愤不平。其实,这本是杞人忧天,即使结婚了,不也照样离婚么?但一时间竟成了危楼谈话的主题。也许文革期间,除了那些捞到什么的,和失去什么的两拨子人有事干,其余的也实在百无聊赖,才会这样没话找话来消遣吧?
我所以说几乎都观点一致,危楼里还是有人并不这样看问题的,一位是阿芳暂时在她家借宿,认她是姑的范大妈。她总是说:“急什么,还不到年龄!”听起来,这是掌握政策的人的口气,事实上她是怕阿芳出嫁,她失去了一个免费劳动力,影响她的茶汤生意。另外,一种悻悻然的心理,她也不大乐意看到阿宝痛快顺利地达到目的。“没想到这小子真肯下大注!”她多少次埋怨自己的失算:“早知道还不如把毛毛许给他呢!”所以后来在给阿芳办户口的时候,她也只是表面上张罗,并不真的卖力。甚至到快解决时,她暗地里又去捣鬼,想法不让他们成功。但是到底“农转非”了,气得她那晚上不去车站做生意,早早关灯睡了。和她作伴的阿芳也摸不清她犯的什么劲?直听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她卖茶汤已养成夜间工作习惯,怎么也睡不着,而且脑筋清醒得厉害。她思忖,难道这丫头命好,告密居然不起作用,后来她豁然通了。人们造反夺权,像动物园猢狲那样抢来夺去,无非想捞点好处。阿宝那张存折,是最有力的通行证。不论你怎样使坏捣乱,也无能为力。钱,比亲爹的话还管用。想到这里,她骨碌从床上爬起。
“姑,你干吗?”
“睡他娘个屁,还是到车站挣钱去!”
她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因为她认为自己代表政策,或者是政策的化身。其实当时比阿芳年纪还小的姑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准许登记了。一些妇女闲着没事,索性超过指标在家生孩子玩。可在她管辖的范围里,要有能够作践人的机会,一般是不放弃的:“按政策办嘛!”
其实,她的政策,只要一盒不超过三块钱的糕点,就可以改变的。
另外一位,就是乔老爷的三十年代了。
朱大姐自从成为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那种形象以后,就不大好意思抛头露脸,终日在危楼蛰居着。尽管她吃核桃仁,抹生发油,尝试偏方,头发也像三类苗一样长势不旺。因此,她需要一个听众,听她讲她的黄金时代。阿芳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她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讲她都相信;第二,她求知欲极盛,什么都想知道。危楼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听过三遍四遍,都尽量躲着她,生怕她拉住你,给你沏茶,端出点心,央求你坐下来听她讲三十年代。她知道我因为写小说当了右派,私下对我说过:“我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看一回,流一回泪,害一场眼病,水银灯把我的眼睛烧坏了。想当年,我们在徐家汇联华公司拍片一一”说到这里,她去抱热水瓶,我连忙借故离开,否则,只要沏上茶,就得痛苦地当一个小时的听众或观众。
也许人一到了这一把子年纪,都有讲讲自己过去的欲望?所以她不赞成阿芳匆匆忙忙结婚,那样的话,阿芳该关心阿宝怎样在学炒菜,怎样在红案、白案上忙着的事情,不会听她讲怎样拍《荒村女侠》、《白衣大盗》、《妈妈,我不嫁人》之类电影,和老板们、小开们怎样追她、捧她的光辉历史。只要范大妈出去公干,朱大姐便从床底下掏出来未被抄走的老电影画报,老相册,老唱片(百代公司给她灌的电影插曲),让阿芳见见世面。
唱片转动着,磨擦的沙沙声压倒了当年朱大姐嗲声嗲气的歌喉。对只懂得语录歌与样板戏的阿芳来说,这支古老的流行歌曲,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倒是那张沉醉在遥远歌声里的面孔,总吸引着阿芳。她说:“姨——”这位嘴甜的姑娘把朱大姐从三十年代拉了回来:“你一听这歌,你就年轻了,跟这些照片一样!”
朱大姐翻着相册,抚今追昔,多么怀念逝去的青春,和一去不再来的浮华岁月。她对阿芳说:“你干嘛着急嫁人结婚呢?像你这张脸子,要是——”
“要是什么?姨——”
她没有对阿芳讲,却把下文告诉了丈夫:“真的,像阿芳这张上镜头的面孔,要退回去多少年,贴上电影公司老板,再认个阔姨太当干妈,你愁她不会红得发紫?”
乔老爷的金鱼眼差点没暴跌出来。连忙登上三楼那间有门无窗,应该叫作阁楼或亭子间的屋子,其实叫作大壁橱,也许更恰当些。阿宝正在吭哧吭哧地刨木料,汗流浃背,根本没顾到保护人站在走廊里打量他。
“阿宝——”
他吓一跳,连忙站立起来,两手垂着:“哦!大叔!”
“阿宝,你们的事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办?”
他凄苦地一笑:“等把钱攒得差不多了!”本来他就是一张自觉心虚胆怯的脸,再加上一副哭相,谁看了也不受用。据说,他学炒菜手艺也是有长进的,然而,他要到敞开窗口的小炒部去显身手,人家一看那张脸,再好的炒菜,也吃不出香味来了。
“那你到哪年哪月?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不会的,大叔!”我们这位阁楼上的罗密欧,很有信心地回答。
“我是怕你两千元扔在水里,万一——”
“要阿芳真是那样的话,我也——”这时,阿宝那种殉教徒的哭丧相,把乔老爷给气跑了。
我很钦佩阿宝,以一种中国风格的,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韧性,来攒他结婚的费用。一般讲,食堂炊事员的伙食费,是比较低的。但为了省出每一个铜板,他退了伙。自己以贴饼子、大酱,和那年夏天,一毛钱一筐的处理西红柿,来解决肚皮问题。另外,又想尽一切办法,使最少的钱,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怎样让壁橱成为新房,而又使自己干瘪钱袋能负担得起,着实让阿宝伤透了脑筋,跑细了腿。罗密欧决用不着给朱丽叶去打沙发,但阿宝必须努力。因为文革已革得家家户户都沙发化了,那时的S市,可称为沙发城。好像大家并不真的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只图自己受用。阿宝也算一个,因为他随大流惯了,难能免俗。而穿上了文革时装,梳了两把刷子头的阿芳,更是追赶时代的先锋。
幸好当时正在处理抄家物资,阿宝终于花几块钱买回一对单人沙发,那狼狈破旧的样子,和危楼有点近似,那肮脏灰暗的德行,与阿宝倒相当般配。阿芳一见他拖回来,像拖回两条癞皮狗,心里马上就堵了一大块,那时她脾气好,不像后来她对阿宝不客气,但也微露怨言:“看你——”
阿宝当然明白便宜没好货,便安慰未婚妻说:“别看这沙发不像样子,可簧好,是德国货!”
一听到德国货三个字,已经完全祛除了乡土气的阿芳,马上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
命运之神也真会给人开玩笑,给这个拼命节省的未婚夫,带来了一笔横财。假如是五百元该多好!加上已攒下的数百元足够了。但是,他得到不是五百,也不是五千,而是在两只旧沙发里,各找出五万块钱。整整齐齐,像十块砖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种慈悲实际上和惩罚也差不多。我想起另外一篇寓言体小说,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男孩,收到一份从异国寄来的礼单,当他兴冲冲到海关领取的时候,没想到却是一位曾来那不勒斯旅游的印度王公,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送给他的一头活着的,有好几吨重的巨象。现在,阿宝和那意大利孩子一样,傻了!
问题就出在德国簧上。
这就是迷信的结果了,譬如我们有些作品,其实未必好,但只要洋人鼓了掌,国人就定有跟着喝彩的。有的时候,洋人的意见,权威的评价,和乡镇上照相师的美学观点,水平也差不多的。那破沙发里的德国簧,没过几天,一坐下去,再也不肯恢复原状了。阿宝只好拆开来修理,若不是动手那天晚间,有最新指示发表,本可以免去一场悲剧。在危楼里,想瞒过范大妈那双业余侦缉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像朱大姐爱读张恨水小说那般,在研究福尔摩斯探案?她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偏偏那天晚上,她把危楼全体居民,都带到Y大街上去游行了。
阿宝本不能请假,但危楼人也自有公道心肠,都愿他花了那多钱以后,早点结婚,免得发生意外,大家都尽力帮忙。危楼虽小,人才济济,什么处理品,便宜货,假公济私,开个后门之类,还是有办法给阿宝省几个钱。甚至在派出所挂了号的,以打架斗殴闻名的危楼二双——一对孪生兄弟,也愿为阿宝效力。不过他们能量不大,顶多就是:“用得着咱哥俩给谁一点颜色看看的地方,阿宝哥,你尽管吩咐!”所以大家一致赞成阿宝留下看家,顺便改造沙发。范大妈也不敢太违反民意,便率领众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幸福,最好是细水长流,要是如山洪暴发,河堤决险似地冲来,这种足以把人溺毙的幸福,还是躲远点为佳。可阿宝太需要钱了,如饥似渴地想得到它,现在,这十块砖头,让他不知所措了。最新指示通常要安排到深夜才播放,至今我也没能悟出这样安排的道理。等到庆祝完回来,已经微明,但推开阿宝那扇从来没关过,今晚偏偏关紧的门,发现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如醉如痴,像是中了邪。在人们印象里,阿宝和医院不沾边的,摸摸脑门,除了一点冷汗,并未发烧。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有点像谵语似的不知所云。“大叔,要是一个人快饿死了,捡到巧克力糖,你说他怎么办?”
据说,乔老爷年轻时学过法律,肯定读过犯罪心理学,应该能判断出这正是作案契机的流露。可他心思全用在泡女演员,客串演话剧上,结果混个不良不莠。他一点不考虑他的话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小市民贪便宜的口吻回答:“那还用说,捡起来往嘴里一扔,有什么好客气的!”好像不吃,倒是天大傻瓜似的。
“不犯法?大叔,确确实实是捡的——”
“只有小孩,才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
第二天,阿宝给已经进他们厂子业余文工团的阿芳打个电话(顺便说一句,她已搬到单身宿舍去住了),让她回来一趟。因为危楼的人,倘非长着防贼的两眼,便生有做贼的双目,那份敏锐,无异X射线,直扫心胸肺腑。他不敢长时间离开屋子,从十万元到手,每分每秒他都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度过。
好半天,阿芳才来接电话,也许电话传声音质不良,她听起来很像朱大姐灌的那张唱片。“这怎么能行呢?我刚刚得到了一个角色!”
“什么?”阿宝没弄懂她得到的什么东西,但她声音里透出的惊喜,紧张,兴奋,不安的心情,他猜想,难道她也发了横财?
人各有志,阿宝和阿芳的区别,某种程度类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阿宝脚踏实地,重谋生之道,尚利而不尚名;阿芳展开幻想的翅膀,对未来有许多美丽的梦,所以求名重于求利。她在电话中怎么能讲呢!别看现在是连句台词都没有的群众角色,而许多名演员,都从这个台阶起步,登上成功的宝座。
“你赶紧回来,阿芳,无论如何——”
阿芳也听出未婚夫语音中严重的成分,只好赶回危楼。阿宝见她进屋,急忙把门关紧,掏出秘藏的十捆万元人民币,使得好不容易变成城里人的阿芳,又变回去了,那种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出现在那漂亮的脸上。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阿芳反问。
前一个怎么办,显然是缴,还是不缴?而后一个怎么办,听得出来,实际是怎么用的意思。求名者并不反对利,兼而有之,当然更好。阿芳开始和未婚夫盘算,怎样来消化这十万元,真可算一道煞费苦心的难题啊!
乔老爷下午钓鱼回来,马上觉察危楼气氛不大正常,有几个人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尤其范大妈,还做出维护道统,义愤填膺的样子,一把拉住老乔:“你快管管他们吧!大白天,也太不像话啦!”然后跺着脚:“丑死了!丑死了!”
乔老爷是什么角色,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一看范大妈那份假正经,淡淡一笑,故意气她:“这有什么?谁不打年轻时过来!”
“那也得有时有晌!”
“半夜三更敲窗户,好?”乔老爷反唇相讥。
范大妈立刻脸上生霜:“造谣可耻,我就知道你们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心怀不满!”
“你上纲我也不怕,咱们就事论事。”
“就是你们这对资产阶级,把年轻人拐带坏了。告诉你,放老实点,我成分好,就能管你!”
“我蹬过三轮,怕你!”乔老爷打出王牌。
她也祭起法宝:“你老婆是臭明星,黑帮!”于是,互相揭底,战斗升级,说来也怪,屁大事也能引起全楼大战。有的烧阴火,有的假劝架,有的帮倒忙,有的在起哄架秧子。这种经常爆发的争吵,轻则动嘴,重则动手,实际上是一种穷极无聊的精力发泄,是人们在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业余文化生活。直到阿芳搀着阿宝出来,人们才愕然吵了半天,竟把吵架的起因给忘了。阿芳向大家解释:“他不舒服,我陪他去诊所!”说着,两人并肩走出已经失去了门面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