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十四回（下）：姜维弃粮胜魏兵

魏元帝景元二年（261），洛阳出了大事，皇帝曹髦率亲兵要杀司马昭，未果，反而被弑身亡。尽管司马昭闻讯赶来，立刻自投倒地，做痛苦万分状，可朝野上下一致相信曹髦死于司马昭之手。在封建社会中，弑君是莫大的罪名，司马昭压力不小，所以，遂有了征蜀之举。因为战争最能吸引眼球，再加上立不世之功，必然冲淡他难逃罪责的弑君之名。公元262年，据《资治通鉴》：“昭欲大举伐汉，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昭谕众曰：‘自定寿春以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今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征西将军邓艾以为蜀未有衅，屡陈异议；昭使主簿师纂为艾司马以谕之，艾乃奉命。”

朝臣以为不可，邓艾以为不可，甚至司马昭内心也是以为不可的，否则，他为何不亲任主帅，率军远征，因为他也害怕，万一失败，给他带来的冲击，是会让他吃不消的。

显然，情报部门向他提供了蜀势之衰的密报，但是这个衰，究竟是衰弱之衰，还是衰朽之衰，他的情报头子卫瓘、特务头子师纂，也不敢轻易下一判断。不过，邓艾的泼冷水，让司马昭大不开心，后来，到底在出师大典上，有一个名叫邓敦的将军，坚持认为“蜀未可讨”，司马昭一看姓邓，当场杀头示众，以此警告邓艾。所以，邓艾此行，是以凶多吉少的心情上路的。

邓艾（197—264），放牛娃出身，比司马昭（211—265），略长一点，属于同代人，但无交流。这种门阀冷漠是当时一种社交常态，令来自草根阶层的邓艾，很是暗自神伤。颍川钟氏，河内郡司马氏，都是大门阀大士族，所以，这位大将军非常赏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钟会（225—264）。至少在他没有位极人臣之前，两人有共同的朋友圈，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这是邓艾想得也得不到的宠遇。没有办法，你是拔自行伍，来自屯田的一介平民，你不可能跻到那些士族豪门的俱乐部中去。你每爬上一步，要比钟会多费若干力气。

“正始中，以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钟会时年20岁，那时的邓艾还赤脚跟在牛屁股后头。司马师出征毌丘俭叛乱，钟会随之而去；司马师死，他又随司马昭出征诸葛诞反叛。这时，邓艾才被提拔到地方上当一名官员，要不是被司马懿发现，也就匆匆了此一生罢了。可大红大紫的钟会，飞黄腾达，“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三国志》还说：“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说明这个年轻人不光才干出众，心手都相当黑。

所以，在众人都认为征蜀不可之际，“惟会亦以为蜀可取，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他之所以独持异见，与众不同，并非他与姜维之间有过什么秘密交易，但我们也无法解释这两个绝对针锋相对的人，会一拍即合；也不是他具有复魏拒晋的政治意图。虽然吕思勉认为钟会是某种意义上的“烈士”，但从他说过起码还可以当一下刘备的话，他更像一个非常聪明，善于钻营，然而把事情做得太绝，非常心黑，铲除仇敌，恨不能一锅端的极端投机分子。

总而言之，在战局没有发生变化前，他的士族门阀观念，是与司马氏绑在一起的。第一，为了迎合司马昭立不世之功的想法，他要紧跟。第二，担当司马昭不愿担当的主帅，赢了归他，输了归己，他要效忠。所以，他没有想到蜀汉政权如此腐朽败落，更没有想到，他以十万之众，对沓中的姜维实施包围，没想到姜已转移至剑阁，他尤其没有想到的，是那个邓艾老汉，“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于是刘禅投降。

邓艾知道，这一仗打不赢，必死，与其那样死，还不如裹着毛毡滚下崖去撞撞大运吧！这一跳，让钟会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