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回（上）：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他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做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曰：“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略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于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这怎么能称是得其主呢？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却是明主，所以能有相得益彰的效果，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到了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吴大鸿胪张俨在其《默记》中，认为诸葛亮“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优势其实是在诸葛亮一边的。但张俨接着说：“或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太过频繁的兴师北伐，太过密集的消耗国力，也许是他已经预感到大限不远，才不得不加紧节奏，希望能给后来者留下一份说得过去的家业，庶几乎对得起那位三顾的刘玄德，反而是弄巧成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