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鉴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统治之糟，认为新政如果能继续下去，中国的近代化也许状况会好得多，从而把责任怪罪到所谓“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头上，其实新政的夭折在当时是势所必然。历史只给了清政府自发改革的一次机会，这个机会被错过，又不肯拉下脸来承认错误，以补前愆，最后大局糜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清朝自家酿的苦果只有自家吞，至于连带着国家也晦气，也不是由哪些人的意愿所能左右的。

戊戌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似的失败了，它的失败留给后世的遗憾比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要多。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代价最小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一度离中国人触手可及那样的近，可是转瞬之间，却变成一场人间悲剧。

历史已经翻过了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均已作古，只留下篇篇令人振奋也令人鼻酸的文字。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这段历史，当然不是，也不应该追究当事人的历史责任。康梁等人没有把这场运动引向胜利，固然有他们自身的局限，但是当年他们的确是尽力了，今天的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比他们高明一点，本是理所应当之事，没有丝毫值得傲人之处。

历史在上个世纪末年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是刺激起了一部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急切之心，却没有给予中国相应的有利的客观环境。像雪崩一样压过来的外患，使得中国人在图强的挣扎中情感变形，对西方先进文化爱恨交织，上层的卫道士和下层的老百姓被外部侵略逼上墙角，往往易于生出极端性非理性的反弹。

而在国内政坛上，由于光绪的亲政和甲午战争的种种事端，帝后权力之争的漩涡已经浮上水面，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光绪锐意变法，根本看不上满朝老朽昏庸的大臣，而西太后却在为祖制的障碍无法逾越，帘后操纵又发现台前的傀儡并不那么听话而苦恼。光绪想要变法倒未必是为了争权，但西太后却担心变法的结局是她只好退回后宫去扎花。

清朝晚期持续不断的满汉之争于甲午之后又翻起新的浪潮。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同治以来中兴名臣的神话像肥皂泡似的破灭，站在岸上观战的满臣倒有了评头评足的权利，登高一呼，鼓吹变法的新派人物恰好撞在旗人政治的厚墙上。

多少有些西学知识，了解一些外国情况与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巨头李鸿章，恰恰在甲午战争中因指挥失当和被迫去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声名狼藉，赢来了妇孺皆知的卖国奸贼的名声，从而为维新派联合洋务派之举凭空添加了心理上的障碍。

也许，一些富有经验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妥善地利用矛盾，争取助力，循序渐进，将变法引向成功，但是历史在那个时候只给了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严复这样的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抱怨为什么后来那些雄才大略之人没有早一点出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事，回顾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好自己应做之事，无使“后人复哀后人”而已。

康有为的一位弟子曾说过：“戊戌为康氏一生悲剧，亦为一生之喜剧。”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完自己的悲喜剧之后，却在真的戏台上看到了由演员们扮演的自己。1922年的某一天，康有为在杭州忽见剧场上演《光绪皇帝痛史》，急购票入观。观后欷歔良久，赋诗两首：

老夫入座倚阑观，化身冠带正登坛。

喁喁万首咸倾动，共指鲰生叹息看。

电灯楼阁闹梨园，笳鼓喧天万众繁。

谁识当年场上客，今宵在座痛无言。

看来，“在座痛无言”的他是清楚的，戊戌的往事对他自己可能既是悲剧，又是喜剧，但对于中国而言，却只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