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在传统政治中的表现主要是简化行政手续和简化行政名目，尤其是在涉及政权命脉的赋税征收方面，尽可能地使名目与手续简便起来。既方便老百姓，也适应运转不灵的统治机器的状况。明代的赋税、徭役改革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本质上都是简化手续减少名目，使钱粮征收简单化，而简化手续的最大受益者是政府，不仅钱粮数额增加了（由于减少环节手续而省掉的浮耗），而且无须提高政府机关的效能就可以满足统治需要。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除了反对者的阻碍外，主要是自身改革措施手续太繁复，如青苗法春放（贷）秋收（贷），种种名堂老百姓不易明白，官僚体系也办不明白，结果往往将好事办成了坏事，上上下下搅动得乱七八糟。反过来，像一条鞭法这种改革就推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它“官民两便”。当然，这种简政为黑幕之政造成了一点不便（环节一少，手续一简有人就不好上下其手），但是想从中渔利的人还是有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手续简化了，他们可以在浮收上打主意，或者干脆在确定税额时，就将自家的好处一并考虑进去。其实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老百姓只是方便了，不再受没完没了的搅扰，而负担并没有减轻。所以，这就更说明这种简政的改革主要是为运转不灵的官僚体系打算的（实际上，真正能让老百姓减轻负担的是一条鞭法实行前的“均徭法”，但实行起来却由于执行者的缘故，反而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平添了无尽的骚扰）。
建立在中世纪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府行为本来是很简单的，但传统的行政系统却仍旧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必须将之简而又简，形成干巴巴的几条几款，等于变成一种模板，执行者只需拿起套上便成，由此可见其政府效能之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政府始终对于工商业税收与管理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政策与办法，不是放任自流，就是竭泽而渔。体现在王朝的总政策上就是重农抑商。工商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政府收入却并不因此而有多大的增加，以清代为例，中晚期之后商业不可谓不发达，但关税征收从政策到机构却非常不健全，海关与常关机构在政府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征收方式极为原始，税额没有一定，采用包干制，只交足一定数额，其余由税官私分，税额根本不反映商业的增长（只有包干制低效能的政府机构才能应付）。以致长期以来，尽管商业一天天地发展，但有关的税收却始终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小的份额（不仅关税收入低，其他相关的商业法规、税种制定都是一片空白）。只是进入近代以后，引入了西方的税收管理体制和任由外国人把持税务，关税收入才逐年上升，占了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
臃肿低效机构中无为之治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多地依赖惯例来处理政务，而不是依靠法规。比如清代六部政务处理，主要依靠则例，而非会典。则例基本由一条条事例组成，非常直观易解，办事人只需按图索骥，循例照办就完了，几乎不需要什么思索。所以实际上办事的人都是层次很低的胥吏，由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在维持部务。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的无为之治，实际上堪称是低效能政治，或者是懒人政治，它与黑幕政治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伴生物，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它们与官僚体制之间不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说有形的官僚体系为体而黑幕政治与无为之治为用。不打碎整个官僚体系和击破相应的文化氛围，单纯想要提高效率、改善机能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戊戌新政与精简风波
像每个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样，光绪对于冗官与冗政都有说不出的厌恶。更加上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中官僚体系庸碌无能，统治机器的腐朽不堪，面对猖狂的日军，举国上下尸位素餐的百官群僚，面面相觑，百无一用，充耳欲聋的，除了大话、空话就是软话和孬话，在战争中信息不灵，指挥不灵，周转不灵以致事事不灵，光绪觉得满朝尽是老谬昏庸之辈，毫无用处，恨不得立时将此辈“尽行罢黜”才解气。
维新派处于在野后进的位置，对官僚体系的痛恨比之光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不是出于思想家的观察与思索，单就在野后进的身份，就足以令其对现存体系产生反感。我们从一篇篇发表在《时务报》《知新报》上的言辞犀利的抨击官僚体制的文章上，可以充分体会维新派对官僚体制刻骨铭心的嫌恶与痛恨，请试观一鳞：
官唯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理，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从这种畅快淋漓的嬉笑怒骂中，我们不仅能从中读出维新派对官僚体系的反感，而且还可以发现事实上是暗含着以西方专业化的职官制度来取而代之的期待。
尽管光绪在甲午战败之后也读了一些新书，对西方近代政治也有所了解，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态度以及变革思路上，他与维新派是有距离的。
事实上，中国官僚体系臃肿、低效能的现状的根本改观，必须完成从中国官僚体系向西方政府职能体系和议会民主体制的转变才能实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机构分工思路的转变；一个是政府机构职能的改变。中国传统政府也是有分工的，有吏、礼、刑、户、兵、工六部还有其他监寺，但这个思路是不符合近代化的要求的，既没有分出内政与外交，也没有明确分出司法、民政，更没有邮政、铁路、警务等部门。政府职能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西方也有工业部，从名称上看好像类似于我们的工部，但我们的工部所负责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以及各种器物制作工程统统是政府行为，政府自身就是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工部负责其经费和组织实施，说白了就像朝廷的工程处和工匠头。而西方的工业部则是负责国家工业部门的法规制定、计划协调的，而工业部门不论国有还是私营的工业企业，其行为都不是政府行为。也可以说，西方的政府职能含有服务的意义，而中国传统政府的职能则是直接管理。只有实现这两种意义上的转变再加上配套的议会民主，中国传统政府臃肿、低效能状况才能改变。
显然，维新派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似乎清楚政府机构改革的路径和关键，所以，在百日维新中，他们并没有急于向光绪建议拿令人痛恨的官僚体系开刀，而是提出立新不动旧的妥协方案。
然而，光绪却是很性急，与他同样性急的还有一些倒不一定懂西学可却急于改变中国面貌的官员，岑春煊就是一个。岑春煊这位世家子弟，一向性急气盛，倒是有心办好事，可是眼里不能容人，为官一世，最好参劾下属，人送绰号“官屠”。在百日维新期间，身为广东藩司的他倒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积极性，与两广总督谭钟麟闹得关系很紧张。他上书光绪，建议淘汰冗官，裁撤闲散衙门。光绪览奏后，正中下怀，马上下诏裁衙和汰冗，并要求各省切实执行，诏云：
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唯授事命官，不外综核名实。现当开创百变，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着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又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唯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者，已隶山东巡抚管理，只河南河工，由河督专办。今昔情形，确有不同。所有湖北、广东、云南之巡抚，并东河总督，着一并裁撤。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着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应办事宜，即着归并河南巡抚兼办。至各省漕运，皆由海道，河道已属无多，应征漕粮，亦多改折。淮盐所行省分，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均着裁缺，归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着查明裁汰。除应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旨，暨裁缺之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外尚有应裁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着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分别详议筹办。至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位置闲员，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着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捐纳分发劳绩人员，严加甄别裁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总的来看，此次裁撤之衙门和冗员，都有十分充分的理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衙门都该裁撤，中央詹事府等六衙门早就无事可办，而督抚同城的巡抚也是摆样的官，其余像河漕、盐运等衙也大类如此，均属国家行政体系上多余的赘疣，是人人都明白的白养人的地方。至于中央各衙之冗员，地方同知、通判、佐杂之官，积久无事可做，也是名副其实的冗官废官。各省的办公局所，倒是应当区别对待，并非全是“位置闲员，薪水杂支”，洋务运动以来，地方上平添了不少“新式”政务，老衙门办不了，于是只好设置局所，时间一久，流弊难免，遂成督抚安置私人之所，但原来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从另一角度说，这些局所也是督抚实力膨胀的一个标志，督抚原有简单的从属机构已不敷用，增加属员朝廷又无定制，只好广设局所，所以局所之设对于督抚的权力保障也是必要的。
总而言之，光绪下诏裁撤的衙门和冗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该被裁撤。但是在戊戌那个当口，却是百分之百地不应被开刀。
光绪要裁撤的衙门和淘汰的冗官，大多数已存在非止一日，甚至可以说是清朝二百余年积下来的老问题。从皇帝到一般官吏都知道这些衙门和职位就是以供养闲人的。历代皇帝并非不想裁撤，而是不能裁撤（同样的闲衙还有盛京的六部），留着它们对政治稳定有好处。恩养士大夫是历朝历代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正式的官职没有了，就要添些闲衙和冗职来安置，衙门在传统政治体系中，不光是行政机关，有办事功能，还有养人的功能。不是闲衙的衙门，办事效率也不高，比较起来，闲衙也只能算是办事功能高度萎缩而已，五十步笑百步。况且无事可办也就意味着无权好弄，自然也就没有了外快好捞，所以对于闲衙和冗员，别的衙门官吏并没有多少怨气，这也是它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么多年的原因之一。
显而易见，在没有用一套新的政府系统来逐步取代旧的官僚体系之前，仅仅靠精简手段整顿吏治，非但收不到提高效率削减经费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政治动荡。当然如果皇帝是铁腕人物，动荡可能会小一点，也会在短时期内提高一点行政效率，但肯定只是昙花一现，过不多久就仍复其旧，减下去的闲衙冗吏还会以别的名目“复辟”。
从策略上讲，维新变法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各种阻力本来就很大，由变革引发的社会动荡按理应该尽可能减少到最小才是理智的选择。但是百日维新中的这场精简举措，却引发了一场搅动朝野的大风波，整个一百零三天变法的各种措施，就数这件事引起的震动为最大，英国公使窦纳乐说此举“比在中国政界起个革命差不多”。此言不谬。被裁撤各官人人含怨，连带失业的人员仅在京城就达万余人，人人若丧家之犬，恨声盈城，连带着的效应是谣言满天飞，没有被裁撤的衙门的官员也人心惶惶，有的说要裁翰林，有的说要裁侍郎，一夕数惊。当时任鸿胪寺卿的荣庆，闻被裁撤，虽感意外，只是稍有不平，觉得自己刚得官就丢官，慨叹“无伸不屈，此一端也”。但对他的僚属却感到“情殊可悯”。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引起的震动没有这么大，因为旗人的“铁杆庄稼”并没有被砍倒；废八股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扰动，因为举子们还有时间，可以在“策论”上一碰运气，而被裁的官员，连带失业的胥吏、工役，马上面临的是失业，所以，由此而引发的瞬间震动是异乎寻常的，副作用也是无法估量的。
精简风波给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把水搅浑，将震动迅速扩大到整个官场，而他们自己则充当反裁撤的“好人”，以收买人心。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徐桐坚持不肯裁员，似乎很仗义地说：“先革去老夫，徐议未晚。”而户部尚书敬信也说：“予不为怨府。”，此后那一拨一拨的无根之谣，搅得人心惶惶，几乎在一夜之间，反对和怀疑变法的官员增加了不知几倍。精简诏令也使得本来持观望游移态度的地方督抚离心倾向加大，尽管光绪三令五申，但督抚们终变法之期，未裁一人，未撤一个局所，表现出最强烈的抵制意向。
精简风波实际上是以走老路的方式来办“新政”，而且在非常不合适的时机制造了官场的普遍恐慌，这对于整个新政有百害而无一利，行政效率不会因此而提高，经费也不会因此而节省（裁撤之令一下，各被裁衙门一哄而散，连桌椅都化为乌有，损失极大），更糟的是正当改革还需要利用官僚机器的时候，深深地得罪了它，使想依原行政渠道推行新政的企图受到重创，平白增添了改革的阻力，使变法形成了两层皮，一层是热热闹闹的变法诏令，一层是冷冷清清的推行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