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宏观地鸟瞰中国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几十年的中国学界，不能不令人沮丧，士林的大多数不是沉湎于考据辞章之学，就是营营于八股制艺。留意一下士人的书斋，摆的不是“清供”“清玩”，就是“高头讲章”和“新科利器”。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广州，就会发现那里的学界还是出现某些相当新奇的变化：西学从正门挤了进来，也从侧门溜了进来。

严格地说，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社会与人文学科）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传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国士林掀起的一小股“西学热”，其内涵只能说是准近代的，作为其主体的天文学还是托勒密体系的，毫无“新”气可言。然而就是这种档次的西学也很快化为一现的昙花，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深通西学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不复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许研究西学的笔记而外，到李善兰之前，中国士人没有一本有关西学的译著问世。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进入中国，有正门和侧门之分。属于正门的，就是中国的洋务机构、企业和学校，从这个渠道介绍进来的西学，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内译介西学主要部分。洋务学堂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讲义的印发来传授西学。从1861年以来，各地陆陆续续办了一些洋务学堂，比较有名的像北京的同文馆、福州的船政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等等，到甲午之前，总计大大小小有三十余座。这些洋务学堂虽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正学”（即国学），但毕竟传授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甚至还有西方地理历史、法律以及粗浅的经济学知识。我们从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可略见一斑（学制八年）。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指洋文。笔者注）。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其他洋务学堂大同小异，不过由于专业不同有所偏重而已。课程中数理化分量很重（即中国所谓格致），机械制造、工程测量的比重也不少。正是由于洋务学堂的教育，中国引入阿拉伯数字，化学元素符号和近代的工程图。只是奇怪的是，各学堂对算学（数学），都格外重视，课程比重奇高，似乎超出了实际需要，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有关。

与此同时，洋务机构附设的翻译馆（所）则开始将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少量的社会科学知识译介到国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和同文馆附设的印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由中国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主持，著名新学者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贾步纬、刘彝程等均参与其中主持译事。人员最多时中外人士曾达四五十人，颇具规模。从1868年创办到1880年时，平均每年译书11种，售书逾万。其中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书籍，最初翻译的代数书，以甲乙丙取代XYZ，以汉字“一二三四五”取代阿拉伯数字，列出算式，今天的数学家是不会看懂的，比如“四甲”即表示“4X2”。渐渐地才西化起来，变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全球通用式。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诸同人筚路蓝缕的开山之功，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安家落户奠定了基础。戊戌时期叱咤风云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牵强附会在社会、政治现象上的自然科学理论与名词，大多源于他们的译著。康有为曾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三千余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翻译了一些反映、介绍西方先进政治法律知识的书籍，最著名的是《佐治刍言》，该书是卢梭政治思想的阐发，以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为宗旨，认为人人均有自主之权，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国家政治应以满足人民心愿为出发点。此书自1885年翻译出版后，一再重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仔细读过。显然，这本书对维新派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