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教育观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然而其精髓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依附道德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教育要以四维为中心原则，大骂现时的学校教育是亡国的教育，因为“不知道中国民族固有德行、智能和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他们不务实际，专求时髦的学问，将许多外国的学说搬了进来”。他甚至认为康熙时的“圣谕广训”那种充斥腐朽封建说教的东西，仍可以作为当今国民教育即社会教育的“适宜的准则”。所以说，蒋介石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教化，道德的教化。通过道德的灌输和内修，达到奴才的道德境界。
一、修身论
自董仲舒独尊儒术起，历代皇帝都把教化视为保命的救符，看得很重，然而只有理学的出现，教化才算真正的深入。一方面平话与戏曲的流行，使忠臣义子成为老百姓的口碑，另一方面儒教从禅宗借来的功夫——道德的内修与解悟，则使人们全身心都成了礼教的奴隶。蒋介石最推崇的近代人物当属曾国藩，而他自己也跟曾国藩一样充斥着理学气息，在他的文集里，到处都是理学的说教。据说，在他的日记里也像曾国藩一样，每日三省吾身，充斥了自责和反省。
在蒋介石看来，教育首要的意义和内容在修身，他认为“古人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般普通国民修身的格言”。修身对老百姓而言，就是要修成规规矩矩的木头人。
王郅隆原是天津一个粮店里的伙计，后来发了一笔横财，遂成巨富。一日在妓院打茶围，忽然大雨倾盆，他听得隔壁有人嚷嚷要打牌，三缺一。当得知隔壁就是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他毛遂自荐，加入牌局，一夜倪输给王四万元，王一文未要，从此两人结成密友。王郅隆渐由倪嗣冲援引，成为内阁财政总长。
◎打牌基本原则：千万不能赢权要。万一不留神赢了也不能要钱，日后必有大福。
皖军打败，安福要人鸡飞狗跳，当时的庇护所，除了六国饭店，便是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连盥洗室都告爆满。东交民巷也人满为患。司法总长牛深去迟一步，只剩一座奶牛棚，尚有余屋数间，他花每天租金八十大洋的代价，将妻妾子女全部迁入。奶牛棚门口镌有“牛舍”二字。
◎就该他住。
修身的前提在于性善，只有认定人性本源是善的，才有修的可能。因此许许多多封建统治者和军阀都是性善论者，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认为“人类的天性无不是善的，无论哪一个人的本心，都是向善，愿意做好人的”。然而，他们又不是真正的性善论者，尤其是处于秩序紊乱、道德沦丧时代的军阀，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不太可能是由衷之言。他们所谓的性善，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忠臣和顺民，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忠顺和善良的，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内蕴。所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服从他不过意味着服从你自己，服从你的本性，服从你自己的人格罢了。经如此这般的转折，忠孝仁义这种利他道德，变成了利己道德。从军阀的本意，或许以为这样一来更易为人所接受。
一次张宗昌一时高兴，出去“微服私访”，路遇两个农夫，便问农夫：“你们说，山东督办张宗昌怎么样？”农夫对张宗昌的苛刻怀恨久矣，又不认识他，便把他痛骂一顿：“张宗昌把俺们害苦了，他不是好东西，该天打五雷轰！”张宗昌自讨挨骂，很是气闷，回到督署后，即召集各机关官长训话。他说：“我张宗昌到山东来，除了多刮几个钱，多玩几个女人外，并没做什么坏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老百姓虽不至设牌位供奉我，但也万不至骂我呀！不料老百姓竟然骂我。这都是你们这班坏小舅子们把我出卖了的！”
◎天下哪还有坏事？
袁克定晚岁生活颇为困苦，租居颐和园，以窝头切片，佐以咸菜，但仍正坐，胸带餐巾。
◎穷装！
由性善论的前提出发，蒋介石几乎一丝不错地踏着二程和朱熹的脚印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归宿：“所贵乎教育者，就是要使他能启发其天性，培养其善念，使能摒除一切声、色、货、利、骄、奢、淫、佚等后天与环境的习染，做一个本色的人，纯洁的人，亦即真正的人。”而实现这种归宿，完成人性复归的途径，就是四书上的“大学之道”。因为“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而大学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最高深的，便是大学上的几句话：‘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蒋介石还说：“我们要完成革命，就要先懂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先要知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方法，而止于至善的方法，更须体会‘知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效用。”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格致诚正的梯阶，依次达到知定静安的境界，最终止于至善，实现依附道德的最佳情境。所谓大学之道总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修身。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格致诚正修养治平的最要紧的道理就是修养，如果自己不能修身，对于党国不忠实，对于上官不精诚，对于部下不亲爱，这样的人，仅是想自私自利，就是不能修身的人；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革命治国的！所以大学里讲的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就是从本身做起。”
张宗昌为筹军费，曾将山东盐商请来吃酒。宴会要众盐商办理“盐商登记”，登记费一千元。不交就要把盐商们装上轮船，开足马力撞沉到海里去喝盐水。接着就将盐商们扣下，不准回家。后来经多方疏通，每人交三百元了事。
◎总有办法捞钱。
1923年9月26日，《京报》评论猪仔国会议员要钱术有三：一为钻。贵头尖，南一跑，北一跑，津一走，保一走，厚着脸皮，四面拿钱。二为说。用种种办法，在议会上出出风头，使人注意，从而票价看涨。三为写。专在文字上做功夫，今日草一提案，明日发表一意见书。猪仔中如无此三术者，则票价不过普通待遇，一律五千元。当然有此亦不算少，但比之今日一大宴，明日一小宴，开口三万、五万，还价亦须一万、八千者，诚可怜矣。
◎猪仔都归圈了没有？
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频繁的纪念周，有没完没了的静默自省，军人每天都要反省什么：对主义之忠诚，对党国之负责，对统帅之信仰，对上官之服从。蒋介石还要求他的部下们树立自己修身建德的楷模，“近世除总理外，以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诸氏最足崇敬。应注意各人著作，尤须注重各人所处时代背景与人格”。其实最为蒋介石佩服的还是曾国藩，不仅因为此老讨平了太平天国，能给蒋介石某些启迪，关键的是曾国藩的所谓修身功夫，足以为麾下高级将领效法。曾国藩“切实做到了中庸所说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微乎微，故君子慎独也’的几句话。我们细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说很得力于这种慎独的功夫；他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惟恐有亏于心，所以他在‘礼以养心’的箴言内，曾云：‘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此可知他的成就，全在于能克己，在于能自反”。
从老百姓的“非礼勿动”，到高级将领的“慎独”，修身之道可谓齐备了。
二、两教论
孙传芳独霸东南五省，上海亦是他的辖境，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因模特问题与上海县知事大打官司。孙传芳闻之，便问上海县知事：什么是模特？知事答：就是光屁股女人！孙一听，心想这不得了！马上下令禁止。刘海粟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不料孙传芳查禁模特之后，余兴未尽，又下令禁止女人穿旗袍。不料他老婆首先不买账，公然穿着露胳膊露大腿的旗袍在杭州大游山水。孙传芳惧内特甚，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作没看见。
◎模特=光屁股女人，此等式今天仍适用，可解若干社会学难题。
“中将汤”本是日本医治妇女病的一种药名。湖南将军汤芗铭为海军中将，袁世凯常以“中将汤”呼之。
◎治错人了，袁要是女皇就好了。
要大家三省五省地“修身”，不但一般人没有这份耐心，恐怕连蒋介石的亲信也未必有这份“格致诚正”的闲情。所以尽管蒋某人喊破了嗓子，尽管都会在做“纪念周”时装样子，都会像念经一般背诵“总理遗嘱”，但真正修身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蒋介石觉得非来点外在的“教”与“育”不可，由此生出了拆字游戏一般的“两教论”。蒋介石认为，教育实际上应包含教与育这双重内涵，教是指教训，应该以灌输“礼义廉耻为中心”；育指保育，应以“食衣住行为基本”，也就是说要像保姆那样，把被教的人看成小孩子，从衣食住行教起，使之达到合乎礼义廉耻的目的。
在袁世凯众叛亲离之际，湖南将军汤芗铭的长兄汤化龙派友人陈裕时到长沙劝汤反袁独立。陈裕时转达汤化龙意见时，汤芗铭一言不发，绕着客厅的长方桌子打转，两眼发直，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神色难看。陈虽是汤化龙的密友，看了这个模样，也不由得胆怯心虚起来，马上打退堂鼓说：“铸新（汤芗铭的字），我是传达令兄的意见，听不听由你。如果是不入耳之言，你就当作驴鸣狗叫如何？”后来，汤芗铭还是投了机，宣布湖南独立，给了袁世凯一剂致命的“中将汤”。
◎孟尝君活着准把他收了去。
洪宪帝制，警厅以“元宵”二字音同“袁消”，故勒令卖元宵者，改呼“汤圆”。
◎当皇帝的看来不能姓袁。
关于“教训”，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做指导，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也就是礼义廉耻的“四维”，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我们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上‘忠君’，但是我们是以党治国，党就是国家一个最高的组织，也就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全国国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归宿。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口号，是为救国复兴的根本精神，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接着，好像怕别人不明，他又说：“本团长（蒋介石时兼庐山训练团的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不仅是你们的最高上官，同时又是你们亲切的师长，如果我是忠党爱国，大公无私，当然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应该服从我。”话到此处，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一切教育的主旨，中心思想，就是忠蒋的思想。
其次，关于“教训”的形式，蒋介石认为第一步进行宣传，搞精神讲话，因为“宣传就是教育，我们以后要造就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都不能不从宣传入手”。要随时随地“讲演我们党的主义，政府的命令，和现在的时局情形，使他们明白党的主义，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所谓宣传的神秘性，也就是说，在宣传某个人物的时候，用各种方法来提高他的信誉与声望，“说得他如同一个神仙一样”，当然，这个要被说成如神仙一般的人物自然非他蒋介石莫属，也就是说宣传要达到神化蒋介石的目的。
曹锐当了直隶省省长，立意要将直省的官办模范纱厂与曹氏兄弟和一些军阀合办的恒源纱厂合并。直隶省议会反对，曹锐派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四下疏通。议会口气软了一点，只坚持在合并后的“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的前面，加上“官商合办”四个字。曹锐理也不理，议会也无可奈何。等到非议风消云散之后，曹锐派人给边送上恒源股票两万元，作为他奔走疏通的酬劳。边一见只有两万元，立时瞪起眼睛对来人说：“这就行啦？你快回去对曹四爷说，边四爷嫌少。”来人留下股票回复了曹锐。曹笑笑说：“边四爷这个人呀，你给他多少也不够，不用理他。”边等了几天不见音信，只好收下两万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