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宾当甘肃省主席，为了巴结上头，给蒋介石和中枢要人送马致敬。拟送蒋介石4匹，何应钦2匹，张学良2匹，邵力子1匹。送马代表到了南京，先见马鸿宾的叔父马福祥，交阅致各要人的信件。马认为措辞不当，另行改写，又看了所送的马匹，经过长途跋涉，毛皮干燥，上乘变为下驷。结果送马代表连要人的大门都没进去。

◎惜哉，马匹不会拍马。

蒋介石的法纪论，即使从外表上看，也不过是法家意味的纪纲，野蛮的军纪和临时性的命令的混合体，其精神实质则是不要法律和蔑视法律，他所提到的法，仅仅是刑法，是多少代传统王朝“刑不上大夫”的治民之法，真正的法律精神，在他的论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赤裸裸皇权意志的外溢——人民基本法律权利的践踏和统治者的随心所欲，推崇理学的蒋介石，骨子里是一个法家秦政的信奉者和推行者，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前辈袁世凯，走得还要远。

四、自由论

自由是最令蒋介石不舒服的字眼之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口号，蒋介石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全面文化输入为特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感，责怪这场运动招来的欧风美雨“毒害”了一般青年，腐蚀了社会风气。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性自由这种东西，它已经使许许多多愚鲁可爱的青年变得不安分起来，在他看来，“青年的个性应当是良知，不能发展其兽性”，因此，“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完全的失误，它抛弃了中国固有道德，反而引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尽管时时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但他对孙中山之于“五四”的评价，根本不屑一顾。

罗泽洲是四川军阀中最不乐意出头招风的一个，别人都是编制大、帽子大而枪少兵少，而他却偏偏帽子小而人多枪多，他受蒋介石委任当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却也不放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第十一师师长的头衔。他最盛时拥有过十八个团，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装备也超过其他川军水平，但终其一生，他的部队始终没能打出“高于师的旗帜”。

◎小农意识。

1935年蒋介石收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下的两个师长，用内外夹攻的办法逼迫王下台。两位师长对王软硬兼施，公然提出劝王下台，他二人还虚情假意地表示将来决不负王。王家烈死到临头仍不觉悟，居然提出让两位师长去城隍庙发誓，表明心迹。当然，师长们也发誓了，王家烈也就乖乖地下台滚出了贵州。

◎榆木脑袋。

然而，蒋介石毕竟顶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而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孙先生诸多论述，言之凿凿，所以蒋介石尽管有一肚皮不愿意，也不好公开骂娘。无奈之际，只好绞尽脑汁在概念上打主意，用看上去好像十分正当的所谓团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来取代和否认真正的“自由”。

蒋介石认为：“在政治哲学上有‘小我’与‘大我’之称，小我指个人，大我指由数万万或数千万小我合成的国家，而国家又是一切团体的统一的组织。”既然个人是国家的组合分子，“那自然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卢梭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还没有自由，还没有平等，所以所有中国人首先要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而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又全系于国民党，所以归根结底要争团体（国民党）的自由。在团体之内，个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团体，“只有团体的自由，不能再有个人的自由”。

1928年春，张宗昌与孙传芳率残军与蒋介石的北伐军激战，节节败退。时柴勤唐为山东盐运使，山东悟善社乩坛即由其创办。他乘机向张宗昌献策说：“悟善社习有法术，可避枪弹。”张与孙商量，乃令柴带同习法术士赴泰山试法，习法术士将符缚于鸡身，以枪击之，鸡果然不伤。张、孙大喜，以为恃此可以抵御敌军，当即令法师昼夜画符，令士兵各佩一道，不料符护鸡不护人，士兵照样着枪即死。

◎鸡比人有福。

1918年，段祺瑞为收买曹锟，授意安福国会选举曹为副总统。可议员们嫌段出价太低，不愿投票，四散寻乐。安福大将王揖唐使派员四处提人。其中一路去天津妓院，一口气捉了四十多名议员，然后将这些“肉票”挟持上北京来的专车，押往议院投票。尽管如此，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曹锟的副总统之梦到底未圆。

◎大索京师如何？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得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大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无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什么叫做国家的自由？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奴役被奴役，束缚被束缚，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陈炯明在担任清朝广东咨议局议员时，曾提出一项禁赌议案。由于赌商的贿赂，大多数议员反对此案。于是，陈炯明在表决该案时提出，用记名表决取代惯行的起立表决，赞成禁赌者书一“可”字，不赞成者书一“否”字。表决结果，赞成者只得20票，否决者得35票，此案未获通过。但表决名单，则被陈炯明获知，由时任咨议局书记员的邹鲁把议场情形，全部“可”、“否”票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顿时弄得“否”派议员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

◎还是有聪明人。

后起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猜忌心极大，对谁也不放心。督办公署大门的钥匙原来由他弟弟拿着，后来他居然从弟弟之手要过来放到他自己的枕头底下。

◎小肚鸡肠。

将国家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两分的提法，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但是，很明显，蒋介石将之无限放大了。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这一点，蒋介石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作为国家和团体的一员，个人除了服从性之外不应有其他的表现性，“有服从性的人，才能够做真正的党员！不能有这个服从性的人，就是党的败类”。服从谁呢？答案是明确的：“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总而言之，只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没有治于人者的自由，只能有蒋某人的自由（生杀予夺），而没有其他成员的自由，结果谁的自由也不存在，只有一个专制的“帝王”高高在上。在蒋介石统治的某些时段里，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国民党党员动辄获罪、毫无人身保障和行动自由，就是其他军阀集团的高级成员也逃不脱被监视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1923年，黎元洪被直系诸将索饷撵出了北京，躲入天津租界。但他依旧以总统自居，常有公函送达该年的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东道西。符礼德开初还把他当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文件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葡公使的华文秘书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领会，只好不译了，公使遂在公使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此项文件无转送之必要。

◎掉书袋的挨杀。

张宗昌的早年军旅生涯中，曾率一混成旅入湘作战，被南军包围，无计可施。部下褚玉璞急中生智，将作运输用的百头小毛驴赶作前驱，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大队随后，突围后，百头毛驴无一生存。

◎爹亲娘亲不如驴亲。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同时代的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某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对西方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解往往走入了同一种东方文化的误区。就拿自由为例，首先，蒋介石对自由作了无政府主义的解释，认为“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其意义就是‘随便’，不但言论‘随便’，行动‘随便’，生活‘随便’，甚至逾越范围，随便侵犯他人”。其次，他认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发展私欲，发展人的动物性、兽性。最后，他认为自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以为一旦强调了自由，人们就会无法无天，放纵恣肆，“强凌弱，众暴寡”。

什么叫“自由”？第一，自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只有进入了理性的时代，才会有对自由的认识，所以说，自由排斥兽性。第二，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为前提的。严复将约翰·密尔的《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颇得自由三昧。不错，自由意味着个性的解放与充分发展，但是它却从根本上排斥侵犯，因为侵犯就意味着侵害双方自由的终结。第三，自由与法律是内涵交叉的概念。自由绝对不排斥法律，也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孟德斯鸠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①虽然许多无政府主义也鼓吹过自由，但是他们意中的是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体系中的自由概念是截然对立的两回事。第四，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个体自由没有实现，民主就无比谈起，西方民主政治就是在打破封建束缚争得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的。也可以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前提，没有个体的自由，民主就无从谈起。

直皖战争，皖系战败。皖系前敌总指挥曲同丰被俘。曹锟本人并未参与战事，偏要过一过受降的瘾，于是在保定光园（曹宅）令曲同丰向曹锟行献刀投降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绝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转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等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

◎曹锟没白捧戏子，学得像。

西北军阀马鸿宾主政甘肃，主持县长考试。为表示他的大公无私，中悬幕布，隔幕问答，然而依旧任人唯亲。

◎男人也垂帘，西太后真多此一举。

为什么蒋介石以及一代中国人会走入这种荒唐的文化误区？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由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有意无意地无视自由的真正含义，随意曲解，属于某种出于情感因素而导致的认知失误。另一种解释可以归之为文化因素。自由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中国人听说自由自严复始，他在翻译《自由论》时，于累累汉字之中竟找不出一个与Liberty相对应的词，几道老先生踌躇再三，只好杜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自繇”应付了事，书名则翻成“群己权界论”。从严几道到蒋介石，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而文化背景巨大差异所造成的隔膜与陌生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消除，群性文化积淀所造就的文化定式，使人们容易以东方的观照来审视西方的事物，所以说，对自由的曲解，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复古的传统主义者来说，也是自然的。蒋介石曾非常真诚地说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讨论民主政治最透彻、最精辟的一部书，比卢梭的《民约论》的价值要高得多。而我们知道，如果说《明夷待访录》有些什么“民主”思想的话，那仅仅是些与孟子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民主思想在黄宗羲那里虽说阐发得相当激进，但其精神却是连某些皇帝（除了朱元璋）都能欣然笑纳的陈年老酿。

张宗昌一次异想天开，要搞一次“文明结婚”。以十万元的聘金强拉一个妓女和他结婚。因文明结婚需有双方的主婚人，所以他从掖县请来他父亲。但那妓女只有假母而没有父亲，张特给五千元予顾问蓝某，让他先跟妓女的假母结婚。这样双方都拥有了“父亲”主婚。结婚时大肆铺张，甚至派专人从上海定制一双绣花鞋。

◎时髦病。

四川军阀罗泽洲，本名罗鼎臣，1912年年初，他用罗鼎臣这个本名报考四川陆军之官学校第二期，结果榜上无名。但罗不死心，开学那天，他混入一群被录取学生中间，适逢有一与他同姓而名泽洲的学生未到，点名时，一呼再呼，都没人答应，至三呼时，罗鼎臣大胆应名，因得以顶替入校，并终生以泽洲为名。

◎胆大自得将军做。

五、领袖论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所有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就一群循规蹈矩，盲目服从的臣民和一个威灵赫赫耸入云端的领袖。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帮闲们，为使王权宝座下的垫脚石稳些再稳些，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活生生把一个个肉头肉脑的皇帝打扮成了半人半神怪。有的说帝王受命于天，有的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到了董仲舒手里，干脆造出一套“天人相通”的鬼话，以人事比附于天，地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可以有天上的感觉。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生来就活该有个皇帝骑在他们的脖子上。

湖北军阀夏斗寅有爱妾王锦兰，拱之若璧，夏之全部金银珠宝及外国银行存折，均交她保管。后来，随着夏斗寅出入国民党官场，王锦兰在南京认识了CC系大将军朱家骅，经常与朱出入牌场、舞厅，夏也乐得以此交结CC要人。不想，一日王突然席卷夏之珠宝存款私奔于朱，朱将之藏之密室。两年后，朱王二人正式结婚。夏肝火大盛，意欲找朱拼命，无奈自己已手无兵权，下野赋闲，朱却来头势大，只好自认晦气了事。

◎没有了枪，连老婆也看不住。

皖系战败，安福要人纷纷作鸟兽散，出国、逃入东交民巷。唯段祺瑞不逃、不走、不自尽，终日在家中静坐，一语不发，无论谁跟他说话，他都以摇头作答。

◎装死也是功夫。

蒋介石对自己的统帅地位也有类似的说明。首先，在他看来，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受命于“天”的，不过他的这个天不是指老天爷，因为那样除了穷乡僻壤的愚乡人谁也唬不住。蒋介石借以吓人的“天”是孙中山所倡、在民众中颇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尽管蒋介石早就把三民主义变成了四维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和法家主义的混合物，然而三民主义的字样却成了他才下口头又上笔端的一缕情思，时时处处不忘以三民主义的大旗包裹自己，刻意突出他所谓“总理忠实信徒”和三民主义传人的身份。他还此地无银似的解释说：“我绝不是为我私人，或希望大家来拥护我个人，而是希望大家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共同一致地跟着我统帅，为国家为民族来努力奋斗。”他有意给别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之所以成为领袖，就是因为他是主义的传人和化身的结果，用他心腹大将陈诚的话来说就是：领袖（指蒋介石，笔者注）代表了整个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与信仰，只有领袖才能解释三民主义，“如果反对领袖，无异反对三民主义，即是革命的罪人”。②

1921年，湖北小军阀夏斗寅寄居湖南赵恒惕屋檐下，粮饷不继，夏部三个营，每人每天仅发一个铜圆做菜金，后来连这点钱也没了。夏斗寅愁肠百结，终日昏睡，一筹莫展。正在穷极无聊之时，有个轮船公司经理邀夏玩牌，夏因囊空如洗，推辞不去。但那位经理打包票说，绝不为难夏司令，夏方敢前往。不料第一次麻雀战，夏竟赢了六千元。初战告捷，大喜过望，从此便带上小老婆每天在牌桌上鏖战。结果屡战屡胜，共赢得两万元大洋，用作军饷，终于渡过了难关。

◎人一走时气，枪都打不着。

京师步兵统领江朝宗字写得不好，但最爱给人写字。有人请他写横匾，他写完之后在匾的正中盖上一个“迪威上将军”的戳子。

◎大印的威风。

其次，他也是“天之骄子”。蒋介石与他的“文胆”及帮闲们特意渲染的中心题目之一，就是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据说在1928年7月他与冯、阎、李等人同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只有他老先生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别人似乎觉得他真像个嫡子了才算罢休。③对早年随孙中山蒙难永丰舰的一段经历，一有机会，他就会搬出来炫耀一番，以显示他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甚至到了让人肉麻的地步：“当时我就是认定，如果总理不幸死了，而没有我蒋介石一个人和他同死，那么我们中华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便没有人格！”非但如此，他还时常对部下讲孙中山如何看重他，如何培养他，教导他，暗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张宗昌嗜赌，一掷数万金无吝色。湘人薛大可主持《黄报》也豪于赌，明日断饮，今宵必罄其所有不可。张宗昌大奇之。薛遂以津助《黄报》为请，总向张要钱。有所得则携赴赌场，一夕而尽，明日再要。某日，张宗昌一次予薛公债三十万，薛不期年挥霍将尽，《黄报》风雨飘摇如故。时人心为两奇：盖自有津贴以来，未有如张之豪放者；自有报纸以来，亦未有如薛之善用津贴者。

◎惺惺惜惺惺。

四川军阀刘文辉退踞西康，因康区藏民多，所以他信起了喇嘛教，对康区所有知名的喇嘛、活佛都很尊敬，让子女去给他们叩头，平时手不离念珠，每天必抽出一定时间念经。结果康区的藏民一直没有闹事，人称刘自乾（刘的字）的一串念珠能顶好几师军队。

◎佛法无边。

当年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的关系比附为天象，而蒋介石则把所谓领袖与部下的关系比喻成人的各种器官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各级官长是各该所部的首脑，各个官兵就是所属上官的耳目手足。耳目手足要由首脑来自由指挥。”又说：“总之，上官和统帅就是我们的头，如果不信仰上官，尤其对统帅有一点不信仰，就等于自己砍自己的头！不要自己的头！”自然，人没有头是不行的，而蒋介石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头，要想保住你的头，就得以“服从领袖为天职”。可惜的是部下们始终不像他那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害得“蒋统帅”总是怨气十足：“现在我们的军队，对于主义和统帅，尤其是对于信仰统帅一点，可以说完全没有注意到，甚至绝对不提起，以致一般官兵的精神没有共同的寄托处所，因此军队就好像是一盘散沙。”

对于王权的内涵，传统理论规定的是“君师合一”，落实到施政方针上就是政教合一，统治与教化并行。领袖不是君主，但胜似君主，对于所谓“领袖”的内涵，蒋介石接过传统理论而又有所添加，即所谓“作主君，作之亲，作之师”。五尊天地君亲师，他老先生占了三位。作之君即为人主宰，作之师是为予人教诲，建立师生这种半封建的关系（蒋有当军校校长的瘾）。可是凭什么做人家父母呢？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无论父母怎样打骂，却没有子女从父母身边逃跑的，所以为要在集团中培养出家庭气氛和家族情感，就非得设法作之亲不可，君亲师三合一，部下的精神就全都寄托在他——领袖身上了。

蒋介石的领袖论，不过是新时代的君王论。

六、军队论

1925年秋，四川各派军阀联合进攻“木秀于林”的杨森，在杨森将要逃出成都之时，罗泽洲（军官系军阀）派人持“红告”（旧制，凡新官上任，必先用红纸写一张告示贴在新官职所的门首，宣布他奉上级委任，于某天前来接任，这种告示叫“红告”）潜入成都，乘杨森弃守、联军各部尚未进城之际，将“红告”张贴于成都市政公所（即市政府和东门统捐处等重要行政部门门首，先抢上肥缺再说）。

◎占上茅坑再说。

1928年，杨森在倒刘（湘）战争中失败，防地尽失，极为困窘，军饷要靠人接济，人称他“滚龙”，杨部士兵夜间要脱裤子睡觉，以防止逃跑，其实杨森此举连带有节约服装之功效。

◎堪评节约标兵。

自人类出现职业军人起，军队就成了专门从事战争这种特殊职业的一种社会群体，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军队自然是政治的工具。在封建时代，军队是封建主私人利益的执行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卫士，而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他们手中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切，既是财产、资本，也是工具和寄托，甚至等于他们的宗族和所有社会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完全在自己的军队里面，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就是不要自己的生命。”即使对蒋介石这样的全国统治者来说，军队也是他集团的主要成分，也是他维系的主要对象，他的所有维系理论，无论是伦理观、社会观还是教育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军队所发，相形之下，他关于军队自身属性的理论，就显得有些干瘪和枯燥。下面，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成军队的性质、功能和目的三大方面来谈。

袁世凯病死，遗令以副总统接任，但段祺瑞很不高兴，就总统问题拟就内阁致各省军民长官的通电，上面写道：“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颇为各方推重。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以副总统继任，故依法推黎公继任大总统。”张国淦见了，说：“做人情索性做到底，不要让人家看了不痛快。”于是段提起笔来，删去了那些使黎不痛快的词句。

◎烧香何必得罪菩萨。

四川军阀刘存厚与钟体道在陕西汉中火并。刘布置下鸿门宴，钟席间脱逃，跑到街上，被刘的士兵追赶不迭，躲入一家饭店。饭店伙计将他藏进烤点心的烤灶下面，躲过刘军搜捕。等到他的部下赶来将他从灶下抬出时，他已经半人半鬼，狼狈不堪，脚上只有一只鞋。

◎本来就是一块点心：吃货。

第一，关于军队的性质，蒋介石从来都堂而皇之地认为军队应该是党（国民党）的军队、主义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因为党、主义甚至国家的化身都是他蒋介石，所以军队就是他私人的军队，而且全国的军队都应该党化、主义化，最终变成他蒋记的私人化。所谓军队国家化，在抗战前，主要是针对各地半独立的军阀的，抗战后，则专门针对共产党来讲话。各个地方军阀的军队在“中国国民党及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出来之后”，就应该乖乖地统一到他的名下，“若想拿个人的势力来做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就是完全的梦想。现在国家的军队，都是在一个主义下的军队，一个主义下的军队，大家精神应当团结，意志应当统一，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说得更露骨一点：“国家的军队，如果有了派别，内部即不统一，无论表面上如何粉饰，终不能做对外的大事。”大道理堂堂皇皇，为主义为国家，但无非是让其他的军阀把军队统统交出来，统一在一个抽象的大帽子之下，实际上都化为蒋某人的囊中物。党化、主义化、国家化，无非是吞并人家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在他下野之际，他的嫡系军队也是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的。抗战胜利后，诸中间党派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费尽了口舌，耗光了心血，始终没得到一个要领。军阀的军队，的的确确是大观园中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须臾不可分离。

二次革命，川军熊克武反袁，与滇军开战，败绩。杨森被滇军黄毓成部俘虏。一天黄视察俘虏，集合俘虏训话，问道：“你们当中是军官的，向前五步！”俘虏们没有一个敢动，唯独杨森挺胸而出，迈出五步，立正向黄毓喊道：“报告司令官，我是少校营长杨森！”黄见他精明强悍，颇有胆量，就把他带回司令部作副官。

◎撑死胆大的。

国民军张之江进攻奉系李景林部占据之天津，双方拉锯数日，相持不下。张之江忽心生一计，购得山羊数百，头角扎火把，尾燃鞭炮，大摆“火羊阵”。不料“火羊”们却不像昔日田单之火牛直冲敌阵，而是四下乱跑。结果，除了让阵地双方士兵都吃了一些烧羊肉外，毫无所得。

◎田单在九泉之下也得闻羊肉而色动。

第二，关于军队的功能，蒋介石直言不讳：“军队就是维持秩序，振作纲纪的最有效的工具。”也就是说，军队的功能就在于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不满和反抗，震慑和平衡各种势力，维持蒋介石个人独裁、专制、军事化的统治秩序，以振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上下有序的传统纲纪。虽然蒋介石有时也把他的军队萎缩了的对外功能提上几句，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也要打折扣，只有在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才表现出国家军队应有的功能。事实上，对每个军阀而言，相互间的内战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就是他们军队最实际的功能，以至当这种军队一旦用于抵御外侮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1921年，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寓居香港，图谋东山再起。他派朱培德持二十万港币，只身赴驻扎在桂林的驻粤滇军，秘密会见滇军各团团长，每团送港币三万，遂群起赶走了滇军总指挥杨益谦，夺得了指挥权。凭借这支买来的军队，又打回了云南。

◎还是阿堵物好使。

湖南军阀何键青年时代入湖北陆军中学学习，理科成绩极差。一次考几何学，他眼看要交白卷，随便在卷子上写：“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教师后来当着众学生的面说：“何键，你在几何学的考卷上写了许多‘几何’，这个几何，那个几何，真是叫人开心呢！”

◎真想考考他什么叫点线面。

第三，关于军队的目的。蒋介石认为军队的目的在于“行仁”，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仁”的含义，依蒋氏的说法，即包含“三民主义中心要点”的一种统摄所有的儒家德目的德行。所实现的三民主义，也并非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而是在全国推行蒋记三民主义的信仰。所以在蒋介石的思想里，军队的目的与其功能紧密相连，后者维持秩序，前者推行教化，两者加起来就巩固了蒋家天下。有的时候，蒋介石觉得军队不应该有什么目的可言，只管按着领袖的命令去执行便是，因为“我们有了最高尚、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着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只管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麻木到了跟手中的枪一般，无知无识无情感意志，领袖指哪打哪，这才是蒋介石理想的工具。

蒋介石的军队论，概括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军队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从事维持反动秩序的杀人机器。这是他蒋氏高悬于集团殿堂上的达摩克勒斯之剑。

注释：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

②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选自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

③此事在《李宗仁回忆录》与冯玉祥《我的生活》中均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