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军阀集团视作一种社会群体的话，那么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就是其中一个面目不同和被动的亚群，他们对整个群体的目标麻木不仁，可又身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主要工具，他们与大群体的联系是松散的，可是将他们束缚在军阀战车上的力量却有他们自身情愿的成分，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不知不觉地制约着军阀上层的维系方式和统治思想，因此，对施政受体的适应，成为军阀政治中教化欺骗的主要表征。
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破产。军阀割据，累年内战，兵、匪祸联结，天、人灾相继，更加剧了农村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病变。
首先，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出现了变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化，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年加剧，农业生产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经济轨道，农民愈来愈多地从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原料的棉、麻、丝、桐油、大豆等项产品的生产。仅棉花一项，据20世纪30年代的15省100县的调查，从1904～1909年到1924～1929年这20年间，棉田的比重由11%上升为18%，而棉田的商品率在1921～1925年间达到平均31%的水平①。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据1921～1925年全国7省17处调查，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这一比重偏低（购买占27%，出卖占44%），华东地区偏高（购买占42%，出卖占63%）②。农村生产与生活，对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传统的市场网络，直接与国际市场衔接。中国农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经济模式里，深受国际资本与国内中间商及封建势力的多重盘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失所。
1930年，滇桂军阀交战，云南军阀卢汉率军将南宁包围了三个月，眼看弹尽粮绝，守军连最后一袋黑豆也吃完了，乃下令突围。突围誓词很简单，就是“冲出去找东西吃，否则饿死”。结果突围成功，桂军获胜。
◎兵民以食为天。
韩复榘曾说：“近来中国旧道德抛弃不少，新文体则受英美压迫，如装饰则学法人，吃饭则学英人，殊不对！李鸿章到英时，与英人谈到结婚，究竟哪国好。李说，欧洲结婚，如同一开水壶，热度最高，但越久越冷，中国（结婚）如同凉水壶，越久越热，终究是热的。中国离婚是从欧洲学来的，现在离婚案太多。我平素主张，只要年龄不大差，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还是国粹好。
其次，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财富的增加，却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化。据1934年全国14个地区的调查，农家平均年收入超过最低生活线的只有三个地区③，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欠债④，农村贫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佃农和雇农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农村中的中等富裕户也大有减少的趋势。浙江鄞县1927年农村自耕农、地主、佃农、雇农之比为1∶2∶7∶10⑤，同年安徽合肥农村的阶级结构，大地主占0.01%，小地主17%，自耕农10.99%，佃农70%，雇农12%⑥。四川北部，自耕农在1913年为15%，1926年下降为10%，佃农同期由28%上升为38%⑦。农村地主阶级自身结构也有所变化，与军阀有关的带枪地主兴盛起来，取代文人型的“绅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旧文人地主或者开始武化或者没落。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地主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过10%。⑧这些新地主，有的是军阀的代理人及其亲族，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支，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来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胁裹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⑨暴发户。
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督理，锐意新政，把他所提倡的各项内容，以“杨森说……”式样书写在木牌上，钉在成都的电线杆、街旁树木和墙壁上。诸如：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
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
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
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印成册最佳。
1925年10月，陈炯明就任中国致公党总理，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伦理中心、共费目的为三大特色。
◎没兵就没有主义了。
最后，作为以上两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农村的人口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带枪地主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农村的武装化因素，依赖这些武化豪绅为生的浮食人口明显增加，以团丁、保丁、打手、护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与自卫的名义，行横暴乡里之实。有人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势力”，破产者与失业者、仰仗军阀鼻息以求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团防与军队，最后是瘾君子与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国农村也类似。农村中流亡半流亡人口逐年增加，河南叶县54村的流亡人数，1922年为2301人，1928年为5431人，1929年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县的流亡人数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24%⑩。又从上海人口的增加来看，从1910年到1930年，20年间从49万增至672万，净增12.7倍有余?，间接反映出农村流亡人口的增长幅度。
洪宪帝制，云南一声炮响，各省纷纷独立，浙江将军朱瑞逃沪，巡按使屈映光被推为总司令，浙军各师旅长强迫他独立。屈首尾两端，本想两面讨好，不料却遭内外夹攻。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可巧省商会请他赴宴，他随手写了一张条子，回复出去。条子上写着：“本使向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
◎不吃就是不吃。
1918年，唐继尧的势力达到鼎盛，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及陕西、湖北部分地区。是年9月，唐威风凛凛地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由贵州毕节来到重庆。唐所经过街道，商店住户一律关闭不许出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放礼炮二十一响。唐一下车即扬言：“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
◎霸主。
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军阀士兵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士兵群是由破产农民和过去依附于农村经济的各色非农业人等及游民组成的。像朱执信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前读书的，经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抢劫的，拐骗的，走私漏税的，都荟萃在兵的范围。”刚刚离开土地的破产农民、农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阶层，和由于农村破产而连带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教书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绝大多数。19世纪20年代末，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对晋军一个旅的946人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士兵中有87.3%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为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农村）和教书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钱回家以供养家人，来自农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亩以下?。当兵，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职业，一种无奈的选择。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回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唐一口拒绝，扬言：“我就是穷得要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
◎“君子”不党。
某报以张勋辫发垂垂，赠以天师徽号。其意盖于大帅两字之上，横加一条小辫子也。张勋闻之，不怒而喜。复辟后，张终日不离宣统左右。议事时，阁员皆以大帅呼之。宣统因戏问张曰：“朕曩闻报纸，见有称卿为张天师者，何所取义？”张告之故。宣统曰：“然则今后朕即呼卿为张天师可乎？”张脱帽叩首曰：“陛下谓臣为天师，臣当称陛下为玉皇大帝。”时梁鼎芬在侧，作谀词曰：“玉皇大帝非张天师保驾不可。”
◎都成了神仙了，可惜还是肉眼凡胎。
从以上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祸，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的农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国萎缩的工商业又与农村的商品化过程极不协调，无力吸收如此众多的失业劳动力。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乡村社会与乡村人心理所容纳的职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而且当兵作为破产农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牵扯的社会面之广，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一点清朝实行兵籍制度时那种“准贱业”的看法，即所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像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标系统
何键长一副马脸，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的一位名叫郭牛斯的同学便暗地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何键床头，上面写道：“长子马脸何”。何键一见即写一纸条贴在郭的床头，上面写道：“矮瓜牛屎郭”（郭身体矮胖）。
◎入木三分骂亦精。
陕西军阀陈树藩认为在他手下做官，第一要有牛马精神，第二要有土匪心肠，第三要有妓女态度。
◎军阀写真。
袁世凯一次与张之洞谈练兵，袁世凯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
◎官给完了怎么办？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佃农也有独立的生产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额，而对生产经营并不加干涉，所以农民在未脱离土地之前，是具有相当独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过去散乱的农民个体一旦聚合成士兵群，过去那一点独特秉赋就丧失殆尽了，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性”。他们易于接受领导，也易于反叛上司，群体意向的所指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机性，受物质（粮饷）、精神（士气）、风习，自发性领袖，以至各种禁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意向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但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
“吃粮当兵”是最基本的动机，失去土地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当兵是比较容易找到的饭碗，而作为士兵这种职业，只要没有战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饭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军阀要靠士兵来打仗，纵令长安米贵，吃饭倒也不难。
养家是士兵最为关切的核心目标，同样，据陶孟和的调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双亲俱存，有21.3%是独生子，有27%是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说，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赡养者，其余的人，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员，其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四川军阀罗泽洲驭下无道。一次，他的参谋长以他的名义对受伤官兵分别送以金钱物品，以示慰问。罗得知后竟大发雷霆，说：“他们吃我穿我，按月兵饷养他们的妻室儿女，带了伤有啥了不起！”并反问参谋长：“军人不挨炮挨什么？”
◎炮灰。
袁世凯麾下干将赵秉钧自诩有三个第一：姓为百家姓第一姓；籍为全国第一县（顺天府大兴县）；身为北洋派第一个总理。
◎袁朝无牛。
张勋有女，爱之若璧。下属及佣人拍马屁说此女是一品夫人的命。张勋听罢不以为然地拈须微笑说：“谁知道就不是皇后命咧！”复辟失败，张勋躲入荷兰使馆，“皇后”事只好不了了之。
◎野心并不太大。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士兵的待遇是优厚的，月饷号称“七品官俸一般同”。后来随着士兵市场的扩大，兵“劳动力”的价格愈见其廉，从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尽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们的薪饷，对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农户（每户平均人口六人）来说，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由于自身辖区收入的不稳定，易受外界的影响，军阀部队的欠饷是经常的，层层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晨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奉军士兵，据这位士兵说，他们开拔时曾发双饷十六元，但经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奉军在各个军阀军队中，还算是待遇最为优厚的。战时尚且如此，平时则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个排长说：“余自在闽追随臧致平后，无处不战，至今四年。每战辄弃所有，月饷虽有三十元，四年中抚家仅八十元耳，而濒于危者屡矣。”?所以说，士兵养家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热切关注的目的行为受阻，士兵们才不惜用频繁的逃亡（换个军队吃饭）和兵变来对抗。据蒋百里统计，1914年逃兵人数为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一，1916年则达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三?，1908～1936年共发生三百余次兵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欠饷过多。?
袁世凯一日阅严复进呈的《居仁日览》所译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见德军之胜绩，喟然曰：“德军战略，其通孙子九变之法乎！明计算，谋攻执，先虚后实，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皆阅吾孙武子之兵法。欧洲今日大战，不啻为《孙子十三篇》演用其学说，始于计而终于问，国人万不可数典忘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