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玉一把接过奏折，见落款是户部尚书，其中记载着各地粮税，将大唐各地上邀的粮食数量从高到低记录下来。为首之地是益州，尤以成都一地，其次陇右，紧接着是中原河洛，而后是兖州、江左一带，江南多地概要排在二十名开外。

后面十几页记载的又分别是前面几年的明细表。

前茅者时有变动，时而河洛，时而陇右，时而益州，江南却始终排在二十名开外。

房遗玉本是不解，搞不懂江南各地为何会排在这等位置，随后仔细想了想，却是恍然明悟，这本折子才是唐太宗下定决心开发江南的缘由。

大唐在粮税上有着极为合理的制度，朝廷并不qiáng迫百姓上缴多少粮食，而是按收成，按比例收缴粮食，故而百姓的收成好坏直接关乎粮税数额。

陇右、益州、河洛、兖州这些地方不但有着著名良田，也是各州人口密集之处，耕种的百姓数量多，上缴的粮税自然也是远超旁处。

江南地处偏僻，人口也是稀少的很，同人口众多的大州相比，自是看着逊色的很，也正因此才让朝廷忽视了江南的潜力。

可其实只要认真查看，还是能瞧出其中不同的。

江南粮税虽非第一，甚至连前二十都排不进去，可那只有十四万农民的余杭，其上缴粮税却远超不少拥有二十几万农夫的地域。

排在余杭上方的地域，少说都是拥有三四十万农夫的重镇，若以人头平均来算，江南各地都能排入前五前十，且在近几年中，江南各地非但没被拉下，且各有增长。

可见当真同房遗玉所言，江南气候适宜，故而产量远比别地要多，一旦江南人口增加，耕地增加，其实力自会展现出来。

就在房遗玉明悟的时候，唐太宗继续道：“朕虽然不太能懂你说的那些，但事实就在面前，江南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却依旧能够保持粮税增长，绝非凑巧，正如你先前所说，是因江南的特殊气候造成，朕也相信，一旦江南发展起来，其粮食产量将碾压益州、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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