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斥候都学了中夏字，用一张纸，一根笔就能报告！让他们比划，能比划出十几种说法，还带方言！听他们说话还好，实际走起来，稍有不慎，队伍能从上谷偏到上党去！而且各社各队的计时算里标准也没统一！时辰不会，里程都是乱的，这要每天怎么汇总报告，除了我的那几个斥候可以统一用上党话，其他人都不行！你说，不抽空学认字，行么？”

例如汉人习惯说时辰，说几刻，几更，计算路程的时候用多少里，李始之就能很快理解，知道大致的距离和方向，但队伍里的乌桓山民、鲜卑牧人就有问题了，而且这方面问题很大，这短短的几个月内，还改不过来。

正管老营的防卫，不在李始之身边的桓真人，可以算是和李始之最亲昵的人了，她就经常不说时辰，而是用“太阳走了小半肘”、“太阳到东南了”、“奥伦，哦，你们说的北斗星指着南天了”这样的方法来表示时间，经常弄得李始之一头雾水，不知道现在几点，到底过了多久。

乌桓山民们对时间的计算方式很是原始，日出到日落就是一“白”天，而夜晚则是另一“黑”天。“白”天分为三段，若太阳正东升正西落的时候，则太阳日出到偏东南为上午，从东南到正南是中午，太阳从正南到西南是下午，晚上则分成两段，猎户座的参宿三星升到中天，便是半夜，象征着“梯子”的北斗三星指向南天，就是黑夜的结束，白天的开始。

山民所有的时间，都用太阳或者某某星在空中的位置来大致表示，这种方法虽然粗糙而原始，不存在任何难度，但汉人听了，还是需要在头脑里转换一下才能大致明白，仓促之间很容易发懵。

而具体里程和小段时间就更麻烦了，山民们的尺度只有肘、胳膊、拳头和手指，人与人之间的误差一旦里程放大，就错的没边，因此他们就养成了一套独特的习惯，根据狩猎的动物来推距离或时间。

“黄鼠狼从这跑到那，大概就这么久，嗯，有十个这么久！”

“马儿从海坨山这一个山头，跑到海坨山那个山头，大概就那么久！”

“鹿跑平路，大概太阳走五个指头那么远！”

听到这些汇报，李始之第一反应就是抓瞎。虽然有经验的山民猎人很快就能大致判断出具体距离和时间，有时候还很精准，但商议军情，分配任务，处理突发情况不能这样啊。

试想，如果李始之一本正经学桓真人的习惯，那命令得这样发：

“某某军正，你明日带五十人，多带铁锹，早上太阳刚往南走一指头，你就出发，往西走，走一匹公鹿儿从鸡鸣山跑到于延水边上的功夫，再往下午太阳走，走太阳走一截指头那么久，那儿有个小泥塘，把它填了。”

这成何体统？

万一军正第二天早上报告：“李三郎，今天阴了，哪里看得到太阳？”

那不是抓瞎了。

于是，李始之只能学习姊夫的榜样，短期内只能亲自带队侦察——光靠斥候，不仅有来去的时间差，有可能延误军机，而且通报的情况不一定准确啊！

山民猎人以及草原牧人虽说度量衡上过于原始，但侦察不带他们又不行，因为这帮人判断天气很有一套，虽然他们很多人各有自己的观点和体系，有时候同一种云彩，就能说出好几个名字，令人摸不着头脑。

但义军偏靠这帮人的天气预报能力，在刚进入代郡之时，就利用一次大雾抢占了先机。

晋元康五年四月，康朱皮军“裹挟”两郡军民万余人突入代郡。李始之以上谷王太守预先写下信件为证，命先锋军半着官军白甲白旗，诈为上谷太守王晃亲从部曲，趁机对代郡一线的官军发动了猛攻。

本来因王晃已死，不能过于指望信件的效力，无论是康朱皮还是李始之，都对进一步突袭效果不抱指望，能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就不错了，要真正打垮代郡官军，估计还要进行一二场艰苦卓绝的恶战才行。

不料春季代郡多雾，李始之发起进攻的那天恰逢大雾笼罩，官军猝不及防，李始之仅以数百步骑击垮上千官军，俘斩数百人，余众仓皇逃往桓都山，一路退入南面的当城县、代县一带固守，不敢再与康朱皮交战。

通往代北腹地的大门，看上去已向康朱皮完全开启了。

——

问曰：“义军多未离乡之民，恐转进之时不辨方向去路，误入歧途，或为险道所阻，自相倾轧，又恐遇伏，为之奈何？”

大圣对曰：“凡行军，每日均需算清路程，欲往某处，攻某地，相去有多少里程，必须访问明白，不可仰仗地图，亦不可全靠向导。若有旧地图，若遇伪向导，则全军危矣。汝须在军中觅熟谙路径，能读会写之人多名，知得由此去多少路到一市镇，又有多少路到一村乡，在何方向，有无河流、森林、山峰阻隔，尽数写于纸上，依抄写多张，不得随意乱书，使内容不一。若明日动身，则今晚即将路程纸交予各军营统帅，熟记于心，以便带兵按程前行，不致歧误。”

又问曰：“若无识路之人，为之奈何？”

大圣对曰：“到一方即先找一方向导引路，必须问得明白，果能识得路途，知里程、方位、地形，方可用之，不宜只觅一人，断不可随拿一人，即叫他引路，须防其中有敌兵奸细诈为引路者。再发给引路者路凭一张，须用将佐军官印信，若有可疑之处，随时查验有无印信。后队亦须与引路前队保持间隔，人马到齐方行，以防伏兵。

——《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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